联合国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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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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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7:0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设想，打算采取“铁路*，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但*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揉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考虑到眼前美、英、苏三家鼎立局面，为保证美国在未来的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做安排，即为美国寻找一个可靠的支持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向来奉行**。虽然中国现在还不具有大国地位，但罗斯福相信，美国可以帮助它取得这一地位。
当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的*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承认赫尔言之有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一个多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作为大国首脑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在名义上就成为“四大盟国”之一。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首脑，各国只好接受即成事实。
1943年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主要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先争取三大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把具体分歧留待以后去解决。他知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好对付，但如果他能诱劝他们表态支持某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一旦签订和约，现在他们所作的那些笼统含糊的承诺，到时候就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是：新的国际组织以各国人民自由平等为基础，将比过去的国际联盟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部队那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的星星之火。
斯大林和丘吉尔热烈赞同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于是在《德黑兰官言》中有了下述文字：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它们自愿加入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加紧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具体准备。此时，美国财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建议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促进美国外贸，避免1929年经济大危机重演。罗斯福看到该计划使他的战后世界蓝图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1944年7月1日～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规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可按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比价，随时在美国兑换黄金。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由于美国认购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基金组织中1/3的表决权，因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从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机构。
接下来，四大国的外交代表于1944年8月至10月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具体组织事宜。美国国会两院也已分别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和富布莱特决议案，保证支持美国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为了营造四大国亲密和谐的会议气氛，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这种会议常使我想起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的先生的老话。此人当过纽约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能把各方请进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翘到桌子上，再给他们每人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的……你对熟悉的人怎么恨得起来？……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工作的。”他希望四大国成为朋友，“把脚翘到桌子上”。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就联合国组织的总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一致。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重要机构的组织权限。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严重分歧。苏联坚持要求保证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行动。苏联还担心联合国大会中会形成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英联邦集团，因而提出接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对此，美国以自己有50个州亦应有50个席位予以反驳。这两个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的寿命危在旦夕。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1945年2月4～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