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人有强烈的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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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17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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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兼史家的,有欧阳修修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以示与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相区别.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说：“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是对《新五代史》成就的恰当评价.
宋代极富盛名的史家司马光,不仅史学根基极深,而且文学素养极厚.《资治通鉴》成为史学和文学（包括审美因素）相结合的范例,有些篇章例如《赤壁之战》、《肥水之战》、《李溯雪夜袭蔡州》等,都成了独立的文学审美欣赏的对象.
其他,李焘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的史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徐氏幼时历经靖康之乱,铭心刻骨,遂记录三朝宋、金和战之事,而于靖康之变记叙尤详.史料中寓含着编写者的情感和褒贬抑扬之情；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撰写体例上,对《资治通鉴》有重大突破.以事件为中心,搜罗材料,相对独立成体,融纪传、编年为一,书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朱熹和门人赵师渊的《资治通鉴纲目》,按照自身的史学观对《资治通鉴》进行了编类改造；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涉及广泛,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上述宋代史书表现出强烈的史家意识,集中表现为用世的现实精神.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认为：“史者,国家之法典也.”这是对史的功能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强调.从这样的认识起点出发,宋人修史、治史就有显著的目的性.作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的范祖禹写有《唐鉴》,他以宋人和史学家的双重眼光看待唐代的灭亡教训.在他看来,唐是宋不远之“殷鉴”,因此“今所宜鉴,莫近于唐”.而五代纷乱之景象恍若在昨,因此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表现得特别重视.欧阳修私修五代史,其用意正在此.他在史书中表现出特别激愤的情绪,发因亦正在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王安石的七律《读史》以史学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状况以及史家所做的评价.他不满于过去的历史“糟粕”,认为“所传非粹美”,在他看来,历史记载和描述最困难或最难得的是对历史精神的体认和体现,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是王安石重要的历史认识论,从而影响和支配着他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现象、人物的评价和认识,又形成了史学—美学,即所谓咏史—抒怀的有机融合.他的《商鞅》、《诸葛武侯》等诗就是证明.这一咏史现象还弥散到绘画美学领域.李公麟绘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儒雅风采和回纥可汗的降服神情,耀然卷面.在辽和西夏频频进犯而宋王朝软弱*的现实背景下,画家作此图就曲折地表现了弘扬大唐精神,以振奋宋人士气的意图,他所绘《临韦偃牧放图》也是如此.这就充分体现了宋代绘画审美的历史题材中所透溢出来的现实意识和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