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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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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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2 14:35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朝以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与他相关的各种传说与猜测也是十分丰富。其在唐朝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推动了整个国家朝着繁盛的方向快速发展，奠定了盛唐的基础。而他的主要功绩可以概括为：其一是选贤举能，完善科举制；其二是加强民族团结；其三是对商业采取宽容*。一、选贤举能，完善科举制
李世民首先十分地爱才惜才，希望通过征集大量的人才来辅佐自己，那些贤能人才也往往可以得到重用，有很好的优待。同时，虽然李世民在晚年有一种趋于闭目塞听之感，但大部分时间可以充分地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能够很好地做出相应的决策，也成就了和魏征的许多“相爱相杀”的故事。
此外，李世民对于科举制也进行了十分充分地完善，让科举制能够更好地选拔下层的人才，为许许多多出身寒门的人提供了升迁为官的道路，从而保证了整个朝廷能够有充足的人才，也为各项事务的制定与推行提供了基础。
二、加强民族团结李世民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提供一种宽容的*，“视四海如一家”，可以说是极大地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通过仁义的感召而不是武力的征服，从而让少数民族能够从内心表露出心悦诚服之感，起到了稳定地区的作用。
三、对商业采取宽容*李世民在面对商业的发展时，一反过往对于商业贸易的打压，而是采取宽松的商业*，能够很好地推动当时贸易交易的发展，同时这也为许多商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带动了与世界各地的交易，可以说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和广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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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2 15:53
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5]
河清海晏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贞观七年）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16]
经济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17]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17]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军事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唐军取得多次大胜，最终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18]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到中国，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消灭大量高句丽军队，斩获高句丽首级达到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800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士兵死了不到两千人，[19] [20] 唐军还从高句丽缴获了大量铠甲、马、牛等等。（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取得多次大胜，单是其中消灭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装备。[21]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果远大于损失，有利于之后继续征高句丽，灭高句丽。
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发动了一些攻击，削弱高句丽，唐军也都取得了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勣、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勣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勣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22] 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23] 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24]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25] 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26] [27]
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次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文化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28]
民族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9]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0]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30]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30]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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