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30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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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7:23
假的,很明显是现代人的托古伪作,以古讽今宇文泰字黑獭,鲜卑族,西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和权臣,也是北周政权的奠基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苏绰是北周重臣,被宇文泰视为“王佐之才”。朱熹在谈论夫妇之道时曾提及:“昔宇文泰遗苏绰书曰:吾平生所为,盖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尽知之。”(《朱子语类》)可见两人相知之深。 但各种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宇文泰与苏绰“用贪官与反贪官”的对话则是以讹传讹伪造的。所流传对话题目或作《苏绰具官论》或《苏绰论用官》,大意是:“用贪官可以建死党,反贪官可以除异己,杀贪官可以得民心,没收贪官可以充实国库。”云云,并说此段对话出自《北史卷六三·苏绰传》。 查《北史卷六十三》,是赵煚和元寿十四个人物的合传,其中并无苏绰,更非“苏绰传”,当然也没有这段对话。《周书-苏绰传》倒是记载两人谈论通宵,并未记载具体对话内容。原文如下: “太祖与公卿往昆眀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便是苏绰谈话的内容,主要以帝王之道为主,同时介绍了法家学派的要点。帝王之道即王道*(帝道也属于王道范畴),强调为政以德,《尚书·洪范》如是描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 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下段提到“大统三年”,那时宇文泰约三十岁左右,皇帝是元宝炬而非宇文泰。伪对话中宇文泰自称“寡人”,荒谬之至。史载苏绰素性俭朴,不置产业,家无余财。遇有贤才,竭力举荐,皆至*。依苏绰的文化素养和生平表现,也完全不可能说出伪对话中的那番话来。况伪对话言辞粗劣,一看就是现代人假冒的。 大统七年九月,宇文泰颁行了苏绰草拟的《六条诏书》,曰: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包括了修身养性、道德教化、生产富民、人才选拔、法律公正、税役分配等六个方面。《六条诏书》条条与伪对话相悖,充满儒家精神,富有现实意义,特录其一共赏。其一、先治心: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这一条是正君心和正官心,最高领导和各地长官要自治其心,做到心和志静,“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同时亲自实践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等美德,还要继之以无倦,兢兢业业;加之以明察,不被欺蒙,没有冤情。 其二敦教化,强调了教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一句指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出自《孝经》,体现了儒家的人本精神,也是教化之所以可能和必须的哲学依据。接着提出教化的内容: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 以上两条充分体现了德治的精神,牢牢抓住了*的纲要。即使现在读来,依然句句精彩。宇文泰将《六条诏书》立于座右,令百官习诵,规定不通计帐法及六条者,不得为官。 苏绰虽非醇儒,但颇有德养;宇文泰虽然枭雄,能高度尊儒,其强盛和成功无疑得力于儒家文化的支持,而绝非靠对贪官的利用---苏绰不可能那样说,宇文泰不可能那样做。 宇文泰执政期间勤政爱民很有作为,在苏绰的辅助下整饬吏治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如创建府兵制,改良选官制,根据《周礼》把辅政大臣分成六官,成为后来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基础,“租庸调制”影响直至隋唐。李光地说:“唐太宗事事料理过,又承苏绰之后,所以治效为三代以下所仅见。”(《榕村语录》) 宇文泰苏绰以后,北朝*高度儒化,吏治也相当清明。儒家文化对于强盛北魏军政和消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钱穆说:“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苏绰、卢辩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云(《国史大纲》)这才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