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文学成就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30 03:29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16:40
作品反映的时代，正处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的时期，通俗文艺首先感应到社会变迁。反映市井生活题材的作品出现在北宋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描绘城市朴素的生活画卷。“三言”是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经加工编成的。这在城市商品经济兴起时，民主平等意识也产生，大量篇幅描绘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他们都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作为正面形象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积极的时代精神。在封建礼教极为浓厚的时期，故事乍看起来，为人不理解，即便是今人看来要冲破这一思想牢笼，也是需要勇气的。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今人不能接受的有这么几点：首先是能原谅*的妻子。蒋兴哥外出经商，妻子王三巧儿独守空房，粮商陈大郎偶然得见王三巧儿就“心心念念地放他不下”与牙婆设计勾搭上了王三巧，三巧儿不堪寂寞，也趁机偷欢，陈大郎临别时王三巧赠送他一件蒋家祖传宝贝－珍珠衫，蒋兴哥在返乡的途中见到了穿珍珠珍的陈大郎才知道奸情，到家门前首先责怪自己是“商人重利轻别离”，然后是把妻子骗回娘家，和平地休了她，三巧儿再嫁吴家时，蒋兴哥送上了十六箱陪嫁。因官司牵连，由三巧儿的后夫吴县令断案，才得夫妻重会，百感交集，由此感动了吴县令，让他夫妻破镜重圆。不会赏花的人则会摘花独享，花会蔫，美会很快消逝；会赏花的人往往是远远观花，花会争妍斗艳，长开不败。更何况人呢？蒋兴哥理解人，尊重人，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要达到这一思想境界，不是很容易的事，应该具备平等待人的思想，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今天，把妻子恋人当作私有财产一样看的人是大有人在，封建社会赋予男人夫权，维护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今存在这一现象，正表明社会意识进步不大，当然也给经济发展缓慢有关。几千年来广大下层民众仍然贫穷有关。
其二，三巧儿的后夫吴县令，竟能*之美而舍已之爱，这也是现代人难以作到的。今人懂得爱是奉献，但不富有的人们是无法把爱与奉献结合起来的，更何况从古到今，官与民从来是不平等的，索取的是官，奉献的是民，然而，文中的县官不是简单的一个清官就可概括的，而是具备超时代精神的人，他能尊重人、关心人，特别是下层平民，不要说在等级禁严的封建社会，就是在今天，也是应标榜的楷模。吴县令之所以能*之美，在于爱情是专一的,见三巧儿与前夫有情,他懂得强扭的瓜不甜,更加之三巧儿是妾,本来就是富余的人,他主动退出不失为明智之举。
由此可知，作者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并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这种人文精神，不能不说冯梦龙已具备先进的文学观。他认为：“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摘自《古今小说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摘自《序山歌》）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下层民众，如蒋兴哥这样的商人，在封建社会为士大夫不齿的，在文中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作者把这篇作品放在《喻世明言》第一卷的位置，可见其用心。“二拍”作者凌蒙初，有过这样的评论：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冯梦龙作品成就之高，影响是深远的。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保持了话本的特色，除它具备通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外，更有它为说教提供了现实生活的范例，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一面。
真实为艺术的生命，作品的“真”首先表现在人物心理状态的真。王三巧偷欢的过程中，反映的心态是极为真实的。“忽见陌关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触景生情，这只不过见春色而已，佳人思妇就不能止乎礼，更何况王三巧有与陈大郎一见钟情之缘，加之做小买卖的薛婆有意“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并设计把王三巧推入失去理智的状态中去。寂寞维耐的等待，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全无的时候，蒋兴哥出门后又染疾在身，耽误了归期，上久等的王三巧丧失了信心，已就丧失了理智，这为恋心若渴的陈大郎提供了机会。王三巧*最后被蒋兴哥原谅，被故事的作者原谅，这跟人性天理思想有关。正如王夫之说“人欲之大公，天理之至”，体现了那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蒋兴哥休妻娶妻的心理过程也是可信的。
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心态反映也*真。外出经商是勤于生计，他对妻子说：“常言道：‘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弃了这行衣食道路？”。薛婆牵线搭桥是唯利是图，她诋毁蒋兴哥，献身说教，极尽挑逗之能事，言行污秽丑陋不堪，这与他的小商小贩见利忘义的身份有关，王三巧再嫁吴县令是作妾，一夫多妻的社会现实为吴*之美打下伏笔。蒋氏已娶陈大郎的媳妇为妻，王三巧背叛他的心理得到平衡，为破镜重圆垫定了心理基础。当王三巧与蒋氏,抱头痛哭时，吴县令对王三巧的行为难道没有嫉妒之心吗？当王三巧嫁吴县令时，蒋氏还送上十六个箱笼，本为王三巧所用物品，权作赔嫁，“傍人晓得这事，也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有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这正是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
其次表现在情节构思的真。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但重利又是生活所迫，背境离乡情不由衷。这个交代是为合理展开情节垫定了基础。陈商与王三巧私通是情节的开始。根据前面心态的分析，王三巧的行为是人欲战胜理性的行为，这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是完全可能的，最终被人所谅解可以作为佐证。到蒋氏与王三巧偶然相遇，抱头痛哭，夫妻情是藕断丝连。“连丝”就是十六个陪嫁箱笼，蒋氏当初送予王三巧作陪嫁物，可谓以德报怨，为团圆结局打下了伏笔。大团圆结局，即使情节发展自然真实，又使结局合符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文中插入陈商之死，蒋氏娶陈商之妻平氏，反映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有些牵强附会之嫌，但迎合了当时社会惩恶扬善的道德观，这种处理方式也是科学的，许多偶然性中，它隐藏着发展的必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观念被人普遍接受，反映出时代观念的真实性来。
“三言”中有许许多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离奇曲折的故事被戏剧影视所采用，在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广泛的表现，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拍成了电影，《十五贯》、《白玉娘忍苦成夫》被搬上戏剧舞台，深受观众的喜欢。在明代，作者凭自己先进文艺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演绎出这样动人的故事，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意义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