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30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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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5 12:04
奴隶制度,奴隶贸易,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词。罗伯特·托马斯曾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爆发的奴隶贸易,只是史前时期和*教时期奴隶制度幽灵的复活,这个幽灵在后希腊思潮的影响下,沉睡了几百年,然后在适宜的土壤上,换了一套新装,又悄悄生根发芽了。”罗伯特的论述,显然受到了黑格尔历史观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影响。两种历史观都将历史看作周期性的渐进循环:历史不是无数新鲜事实的简单堆砌,相反,本质相同的一件事情,会在历史潮流中不断重演——当然,会换着花样重演。资本主义中资本家剥削工人,代替了封建主义中封建领主剥削农奴,与此类似,葡萄牙用风帆舰运输非洲黑人,代替了罗马帝国用战舰掠夺奴隶。
不过,与通常认为的不同,黑人以及与其相关的奴隶制度,从来不是欧洲*与非洲*的专利。英国学者罗恩·阿姆丁在《印度史与加勒比海》中说:“在西方奴隶贸易兴起前,印度有近10万名来自非洲的黑人,已经在当地繁衍生息了”。同样,罗伯特·费茨罗伊爵士曾在十九世纪初骄傲地断言:“澳大利亚土著人里,有不少就来自东非海岸。”然而,相比非洲黑人在中国的历史,这些骄傲的断言和宣称,立刻就会相形见绌。早在唐朝时期,活跃在中国的黑人已经为数众多,相比当时相对封闭的东方来说,黑人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了人种方面的优势。而由于他们尤其在两件事上颇为擅长,受到了当时中国人的青睐和重用。
黑人在唐朝活动的最早证据,见于《旧唐书》记载,“自林邑已南,皆卷发黑身,号为昆仑。”这句记载中的“昆仑”,指“昆仑奴”,是唐朝对黑人的众多称呼之一。不过,与黑人出现在唐朝带给人的惊讶相比,他们如何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来到遥远的东方,才更令人疑惑。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中与外国友好通商相对频繁和发达的时期,即便如此,唐朝与远隔万里的非洲*也很难扯上关系。
例如,《三国史记》载:“景文王九年(869)秋七月,新罗(朝鲜)遣王子苏判金胤等入唐谢恩。”再如,《旧唐书·南蛮传》载:“太宗崩,诏于陵所刊扶南(柬埔寨)王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又如,《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除此,西域诸国如焉耆等国,与唐朝往来也比较密切。上述史料列举了唐朝在其四面八方的建交国家,除这些国家外,还有许多。但无论怎样,也扯不到非洲去。
唐朝学者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的记载“西域漠北,通塞不便,长安之昆仑奴悉自天竺”,为我们打开了突破口。瞿昙悉达认为,唐朝黑人不可能来自西北,极有可能来自印度(天竺)。他之所以作此推测,是因为他抓住了当时非洲和东方的纽带:阿拉伯人。唐朝时期,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处于强盛阶段,阿拉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始终起着桥梁作用。《阿拉伯帝国兴衰记》载:“阿拉伯人用本土大量出产的天鹅绒和沙枣,与非洲人交换黄金,再将交换来的黄金,与印度交换香料。”在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频繁通商中,非洲黑人以自由民身份(比如商人)或奴隶身份来到印度,是合情合理的。而当时的印度与中国通商频繁,因而黑人由印度北上到达中国,就是极为可能的了。
唐朝黑人虽被称作昆仑奴,其社会地位也如奴隶般低下,但因他们在两件事上十分出众,所以受到当时社会一定的尊敬。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水性极好。由于非洲内陆极其干旱,大部分黑人部落和文明都诞生在非洲海岸线一带,虽然非洲拥有较好的耕地条件,却始终没有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发展出大规模的种植业,原因在于大部分非洲人只需依靠畜牧业和捕猎,就能维持生存。由于常年与海相伴,熟悉水性极为正常,加之黑人具有世界所有人种中最强大的运动天赋,这一点又为他们熟悉水性加码。
《太平御览》记载:“唐节度使南迁岭南,偶遇土龙,舟船倾覆,所带珍宝玉器沉底,乃令昆仑乌鬼夺之,乌鬼环眼黢黢,入水而无出,土龙多,不敢夺。”大意是说,唐朝一位节度使向南迁徙到两广地区,途中遇见了鳄鱼(土龙),船快要翻了,带着的珍宝玉器沉入水底,于是让黑人下水去捞,黑人下水,连眼睛都不闭不眨,而且不需要出水换气,但由于鳄鱼太多,所以不敢继续捕捞。正是由于黑人水性好,所以《通典》中载:“昆仑奴长于水性,时人属意者多之”,他们在当时社会中受到一定的关注和尊敬,在一些特殊领域和行业,如捕鱼业,以及其它与水有关的行业中,备受重视和重用。
唐朝黑人除了水性极好,还十分忠诚,这是他们被尊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唐长安城骑都尉杨氏(名不详)家中黑人,就是一例。这位黑人被杨氏拿去黑市出售,因价格太低而没有卖出,还遭暴打,但他不但没有嫉恨和报复,反而在杨氏之子溺水后将其救出。黑人对主人的忠诚,使他们受到信任和重视,甚至在一些关键位置,如执掌内事方面,受到重用。这种现象,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出现过。当时美国一些农场主和庄园主会雇佣大批黑人劳作,其中一些比较聪明的黑人,由于世代服务于一个姓氏的白人家族而受到格外敬重,在吃饭和穿衣方面,以及一些个*利方面,甚至可以与白人平等。
不过,唐朝黑人对主人的忠诚也不是无条件的,《册府元龟》载:“唐时昆仑奴鲜背主者,一曰远离家国,一曰无处可遁 ”,可见当时黑人忠诚于主人也是有原因的。由于他们被贩卖到万里之外,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不可能仅凭自己回到故土;同时,他们与中国文化差异巨大,在中国社会很难产生价值,找到合适的生存方式,所以即便逃走,也是死路一条。由于这些黑人主要来自印度,所以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南方,在中国久居后,部分人也选择与中国人通婚,繁衍生息。现在中国广东省,还有一些携带黑人血统的黄种人,这些人就是当年唐朝黑人的后裔,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国,犹如当年来到中国的犹太人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但两千多年来,人们却变本加厉地书写着这一页。奴隶制的渊源到底是什么?
奴隶制诞生的沃土:落后的生产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奴隶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奴隶制根本不是国家和私有制产生后才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落后导致奴隶制,原因在于人性中无法逾越的终极障碍:求生欲。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种植技术尚未被掌握,连狩猎工具的制造都成问题。这一时期,男女分工方式如下:男子负责外出狩猎和捕鱼,附带采摘;女子则照顾家庭,哺育孩子。这一分工的必然结果是:男子生存能力逐渐提升,女子生存能力逐渐下降,最终,如果离开丈夫,妻子就要饿死。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谁掌握了经济命脉,谁就掌握了发言权。”女性为了生存,就必须依靠男子供养,即,女性的生存权决定在男性手里,所以恩格斯才说:“奴隶制最初诞生于夫妻之间。”
文明社会的奴隶制度,只是氏族社会奴隶制度的扩大化和合法化,其本质并未改变。奴隶为争取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随后又要将自己彻底商品化,拿到市场上交易。国家看到这种现象,就变本加厉地强化奴隶的社会地位。通过立法*奴隶的权利,通过教育不断加强人们对奴隶的认同和偏见,最后,连奴隶自己都认为自己只应做奴隶,这就是合法化与合理化。印度种姓制度也是奴隶制的一种变体。印度经典《梨俱吠陀》载:“四大种姓在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和从事行业方面,均完全分化,没有任何交集。旃陀罗为四等种姓之下最低贱一等,为不可触碰者。”种姓制度和奴隶制度本质一样,都是利用合理化的暴力,按照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强制塑造某一社会群体。
奴隶制复活的沃土:人种学理论随着生产力进步,奴隶制的土壤必然萎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无需仅仅因为生存,就出卖劳动力。尽管如此,上古时期的奴隶制还是在千百年后复活了,而西方世界兴起的人种学理论,是缘由之一。人种学理论,将全世界不同类型的人,根据一些特定条件,划分为不同人种。这一理论原本并无价值取向,即没有偏袒所谓的雅利安人种和白人人种。但人种学理论一经与社会实践结合,就被歪曲和利用起来。奴隶贸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人种学为理论依据的。当时西方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种学家,服务于大资本家的利益,提出了严格划分黑人人种的建议。他们通过严格测量黑人形体的一些特点,如鼻子宽度,颧骨高度,嘴唇厚度等参数,将具备一定特征的人与其余人种区分开来,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种测量理论后,凡是符合黑人人种特点的人,就被划归黑人,并受到和黑人一样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