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政治问题 会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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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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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3:38
结合中国实际，法律、道德、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
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实施融人口数量控制、质量提高、结构调整于一体，“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和相互促进，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
稀缺资源论，实施融节约资源、再生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于一体，“节约”、“再生”、“提高”相结合当前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重点的方略；
生态系统论，实施容保护环境、改善环境、人口与环境和谐发展于一体，“保护”、“改善”、“和谐”相互促进当前以保护环境为重点的方略。
近30年来，国际社会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认识、研究和实践诸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作出不懈地努力；不过可持续发展本身即表明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能否实现在于*的科学性，战略和策略的正确性，决策的可行性。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并结合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侧重人口角度提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宏观决策选择和改革的思路。
一、 可持续发展基本问题：人口、资源、环境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提出“连续的和持续的发展”新概念以来，迄今为止，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5个领域。不过这五者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怎样，彼此之间关系怎样，主张“生态核心论”者有之，提出“人口中心论”者有之，阐发“经济决定论”者有之，可谓见智见仁，不一而足。
1．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从资源角度审视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物质变换，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更多的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物质变换。因而没有资源的物质变换便谈不上发展，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
2．人口――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资源进行的物质变换，是自然进化；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目的进行的物质变换，才称上所说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按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代际关系上定义可持续发展取得较多共识，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宗旨。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紧紧同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含发展意识）、结构在一起。通过人口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改变着资源和环境，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模式。
3．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和人们进行物质变换手段的增强，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使人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统发展方式：如此发展下去后果怎样，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于是自70年代以来率先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最早由环境问题引起。环境是不同发展方式结果的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
4．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可持续的途径和调节器。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相协调，依靠什么协调呢？依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现有资源物质变换的能力和环境的状况，是以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结构等的调整，改变资源变换方式和环境质量，使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二、 人口可持续发展：全方位适度人口论与宏观决策选择
“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思想出现很早，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学》中，就有最完美的国家是维持人口不超过一定数量；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有众民与寡民之争，韩非则提出财富与人口增长是呈反向变动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远谈不上适度人口，真正的适度人口论于19世纪中叶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提出，后经道尔顿（H. Dalton）索维（A. Sawvy）等人发展，将人口数量、预期寿命、文化教育、健康状况等引入适度人口研究，提出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适度人口”，国家获得最大实力的“实力适度人口”等学说。不过从基本立足点上观察，这些适度人口研究主要限于人口的数量方面，国内的研究也基本限于数量范畴。笔者提出的“全方位适度人口论”，则突破人口数量界限，定义为“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说来，人口的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依据这样的定义，当今世界和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
（一） 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
世界人口变动的历史表明，二次世界大战后迎来的“婴儿*”创下60年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0%的纪录，70年代略有下降，80年代和90年代继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是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世界人口可由2000年的60.55亿，增加到2025年的78.24亿，2050年的89.09亿，2100年的94.59亿，2150年的97.46亿。即未来半个世纪增加28.44亿，增长速度仍较快；2050年以后增长速度变得缓慢，但仍在不断增长.
中国自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30年减少出生人口在3亿以上，总（和）生育率（TFR）下降到2.1更替水平以下，净再生产率（NRR）下降到1.0以下，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不过超载的“人口列车”并未停下来，联合国中位预测可由2000年的12.78亿增加到2020年的14.54亿，2040年的15.04亿，2050年的14.78亿，2100年的13.40亿，2150年的13.61亿。
尽管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弱于世界，21世纪40年代人口总数达到15～16亿时即可实现零增长；但届时仍将再增加2亿多，这对于已经属于人口过剩国度说来，数量控制仍是长期的任务。不仅如此，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和减少未来人口消费，有助于增加积累和发展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家庭个人和子女也可获得更多深造机会，双重有利于人口身体、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通过出生率和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年复一年地逐渐改变年龄结构，是调整生产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比例等年龄结构的基本手段。城乡、地区分布受制于不同的生育率和出生率，不过这两种结构的调整还受到人口迁移和流动机械变动的影响，而机械变动也直接或间接同城乡、地区间的生育控制程度相关。因此，人口的数量控制牵动“控制”、“提高”、“调动”人口全局，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总体人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立足点、战略的重点。
怎样有效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应当倡导各国广泛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和借鉴。就中国而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理确定人口控制目标。现制定201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实现零增长控制在16亿左右，看来是可能的和比较现实的。上述联合国中位预测，2010年13.73亿，2043年达到15.42亿时实现零增长，尚留一点余地；二是要有合理的*。目前已经把稳定低生育水平，因而保持生育*的相对稳定确定下来，起码21世纪前10年会是这样。即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其中“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规定双方均是独生子女者结婚可以生育二个孩子等条款，成为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自然过渡；三是要积极探寻人口控制机制的转变。中国控制人口增长主要依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和落实，积累了一套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工作为主“三为主”等的经验，这些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验还要继续运用；但要依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改进，加强综合治理、分类指导和提高服务水平。同时，人口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孩子成本――效益规律的作用，加大利益调节的份量，谋求人口控制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行政手段与利益调节相结合，将来以利益调节为主的机制的转变事在必然。
（二）提高人口的质量
人口作为指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居民总体而言，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一般认为人口质量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教育素质，也有的主张应包括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前已叙及，在人口过剩国度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人口素质尤其是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人口的数量控制，生育率与人们文化教育程度高低呈反向变动趋势。结合中国实际，人口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提高的战略选择，分述如下：
1．身体素质的提高。中国*宣布：2005年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左右，2010年可下降到30‰以内；预期寿命国际一般规律年平均升高0.2岁，2005年可上升到72岁，2010年可上升到73岁。实现上述目标，除发展经济，改善营养状况；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增进健康水平等一般措施外，关键在于：一是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全面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为此，国家计生委重点推出“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提供以长效为主的安全、有效、便捷的服务；“出生缺陷干预工程”，进一步降低出生婴儿缺陷发生率；“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促进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和母婴健康素质的提高。二是要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确保失业、医疗、养老和计生保险的落实。三是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使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增强人民体质结合起来，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
2．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重点是加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9年义务教育，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一方面要保证教育科学的财政投入不断增长，高于一般经济建设投资增长率；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变“学校办社会”教育劳动生产率较低状态，走“社会办学校”教育劳动生育率不断提高之路。此外，还要从根本上提高个人和家庭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在分配制度改革中适当向脑力劳动倾斜，从根本上改变脑体分配不尽例题状况。
（二）调整人口的结构
调整人口的结构主要是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分布结构，使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
1.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人口学依据总体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区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种基本类型。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步入老年型，前已叙及，这是实现人口零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阶段。根据预测，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和年龄中位数，可由2000年的10.1%、30岁上升到2010年的12.2%、34.5岁，2020年的16.6%、37.3岁，2050年的29.7%、43.7岁，21世纪上半叶将持续升高。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动，在“金字塔”上明显表现出来（参见下图5～9）。实现上述年龄结构老龄化进程调整，关键在于生育率控制的水平，总（和）生育率2000～2010年控制在1.86左右，2010年以后保持在1.90左右即可达至。亦即大致稳定在目前水平或略高于目前水平，中国*已经适时地作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同人口数量控制的进程相吻合。
2．人口城乡结构的调整。按照国家公布的市镇人口数据，1999年占总人口30.9%, 第一、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1.00：0.46：0.54，按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为1.00:2.80:1.87。同塞尔奎因――钱伯里（Syrquin M and H.Chenery）国际标准模式比较，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城市人口比例占60％，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在1.0:0.3:0.4, 三次产业结构为1.0:1.1:1.1 左右比较，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二、三次产业偏高，而按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二、三次产业则成倍超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统计口径上的原因，尽管大量流动人口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统计上仍计为“乡村人口”；尽管长期从事城市工商业，统计上仍计为“农业人口”。二是长期以来*乡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使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前全国1亿左右流动人口的一半计入市镇人口，以2000年市镇人口占35.8%作为基期, 以过去50年市镇人口年平均增长3.85%中值外推, 则2005年市镇人口可达5.48亿, 占41.3%；2010年可达6.62亿, 占48.2%, 即略高于届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在于放宽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转为市镇居民的*。目前只要有合法的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收入来源，即可在小城镇落户，取消了原来关于在城镇居住2年以上的*。此外，在人口城市化方针上，除了积极发展小城镇外，中等和大城市的发展即人口由小城镇向大城市集中的第二发展阶段，也应适时启动，否则很难加快进程并取得城市化的高效益。
3．人口地区分布结构调整。按人口密度划分，自西向东逐步加大，呈“三大平台”分布：1999年西南、西北10省、区、市人口密度（人／km2）52.7, 中部9省、区为162.7, 东部沿海12省、区、市为393.1。
不过这种“三大平台”式分布，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作用的结果，可持续发展不要求作出大的改变。正在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西部缺少的不是人口的数量方面，而是人口的质量，特别是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人才“孔雀东南飞”严重，这给本来人口文化教育素质较低的西部带来新的人力资本短缺。笔者将西部地区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加以比较发现，自然资本蓄势较强，如土地占全国56.9%, 45种矿产资源占39.7%；其余3种资本相对不足，但是最贫乏的是人力资本，仅占全国20.6%，是制约西部开发的“瓶颈”。因此，西部开发不需要大量增加人口的数量，需要的是提高人口质量，重在人力资本的积聚。创造留住和吸引人才相应机制，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是西部开发的基础和重心所在，也是人口地区分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三、 资源可持续发展：稀缺资源论与宏观决策选择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Wiliam Petty）有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将土地与劳动同视为资源，当今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资源所下定义有几十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定义为：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将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即为资源。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资源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如土地、淡水、矿产等自然资源；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主要是人力、科技、管理、信息等社会资源。二是资源的价值属性，任何资源均有其可开发、利用的价值。三是资源的物质属性，虽然科学家正在探索是否存在非物质和反物质，但是现存世界的统一性仍在于它的物质性；有的社会资源，像管理一类被称为“看不见的资源”，然而这种“看不见”或储存在人们的大脑中，或储存在大脑的物化形态计算机、书刊资料中，以看得见的物质载体存在为条件。据引可将资源分成二大类：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可分成再生性资源、非再生性资源和恒定性资源三种。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源基本是恒定性的，不过这种恒定性也是带有某种相对性质。土地、森林等再生性资源，可以重复使用，可以通过人工修整、营造使之复得和再生；但若再生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便产生资源短缺。至于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非再生性资源用掉一点儿少一点儿，一般均不能复得和再生，则处于绝对短缺状态。因此，在总体上，资源是稀缺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稀缺资源基础上。
资源稀缺到何种程度，同人口的数量变动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如上所述，世界人口在工业*后神话般地增长起来，21世纪仍方兴未艾，从1650～2050年的400年间由5亿增加到近90亿，增长了17倍，即使以简单的算术倍加，对资源消耗的增加也十分可观。而事实上远非如此，人口对资源消耗的增加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消耗量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为很强的“加权效应”。在农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扩张受到*，消费资源的生产规模和结构受到*。进入工业化社会冲破许多*，在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驱动下，消费资料尤其是多种耐用消费品的巨大增长和迅速更新换代，使人均消耗资源大增，人口作为分母对资源消耗表现出强有力的“加权效应”。联合国的一项统计表明，1960～198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增加到48亿，增长了60％；同期，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了130％。倍加于人口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为人均能源消耗增长45％“加权效应”所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增强，21世纪人口作为分母对资源消耗产生的“加权效应”呈增强态势。尤其是人口城市化加速推进，使这种“加权效应”不断升级，资源短缺加剧，许多地方已亮出“黄牌警告”。
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于世，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且品种比较齐全，是少数可以基本上依靠本国资源建立起比较完整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人口众多”且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加权效应”也相当明显。所以常常是某些重要资源绝对数量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人均占有量却名落森山。如具有潜在价值的矿产资源总量排在世界第3位，人均占有量却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 草场、耕地、森林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1／3、1／6，由总量“资源大国”变*均“资源小国”。随着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量的增大，总体资源的稀缺性加剧，耕地、淡水等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说来，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是拯救资源短缺一件带有根本性的战略举措、治本的方略之一。只是不要忘记，这是减少资源短缺的外部效应，解决资源短缺还必须从资源的开发利用本身具有的内部效应去寻找。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讲过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接受某些西方人士关于“低增长”、“零增长”的说教，中国已将“十五”计划经济增长率选定在7％左右。那么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压力增大客观形势，如何走出资源可持续路子？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不外乎三剂“药方”：一曰保护资源。即对现有的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加以保护，不得随意滥垦滥伐、胡挖乱采破坏资源。二曰提高再生能力。对再生资源加强维护、扩大再生规模和提高再生质量，尤其是耕地、林木、草场的再生。三曰提高资源利用率。包括节约资源，发展替代资源，减少单位产值的自然资本消耗。毫无疑问，三剂“药方”不可缺少，但是笔者以为三者不是平列的，必须面对21世纪首先是21世纪初中国将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而发展又是资源的物质变换，面对资源消耗增加选择战略重点――提高资源利用率，走节约资源型发展道路。这主要是：建立节约和集约化资源的产业结构，包括节约和集约化使用水、土地、生物资源的农业产业结构，节约和综合利用水、能源、矿产资源等的工业结构，节约和集约化经营使用再生和非再生资源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外贸结构和社会结构，将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四、 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论与宏观决策选择
地球15公里以下大气层和11公里厚度以内地壳，是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生存和活动的基本领域，也是我们讲环境的基本范畴，定义为生物圈。生物圈内绿色植物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还原者的数量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形成一定的生物链，维持着生态平衡。在人类诞生以前，生物圈保持着良好的循环；从人类诞生直到农业社会，生态平衡也基本保持在良好状态。在工业*发生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手段的无比增强，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对生物圈内的生产、消费、分解还原实行全面干预的结果，从人类角度说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胜利，从自然界角度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对人类干预的一种报复性破坏。谋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根除这种“战胜自然”的破坏，保持生物链不受损害，摆正人类和人类活动在自然界的位置，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环境问题。值得称道的是，继控制人口增长列为基本国策后环境保护列为第二项基本国策，一面加强宣传教育，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一面增加投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控制住环境污染恶化趋势，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与引同时，近年来环境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一是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加重。如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由1995年的2218943万吨减少到1998年的1712355万吨、1999年的1607678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405万吨减少到1210万吨和1078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由639万吨减少到506万吨和458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有升有降，变动不大。从总体上看，工业“三废”有所减少；农业化肥和某些农药的施用量却不断上升，污染加重；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污水排放量也上升较快，一多半的城市被“垃圾山”和污水“护城河”包围。二是污染由工业点源式逐步扩大到面源式。90年代以前工业污染源主要以工矿企业为主，星罗棋布分散各地；现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种杀虫剂在农业生产、园林绿化、家庭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汽车尾气和塑料白色污染的加剧等，面源污染呈扩张之势。三是随着环境破坏面的扩大，发展到危及生态平衡。主要指毁林开荒、变牧为农、围湖造田造成水土流失，水旱灾害严重，尤其是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令人堪忧，使广大流域面积生态平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寻求中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将保护环境、改善环境、人口与环境和谐发展结合起来，实行融“保护”、“改善”、“和谐”于一体，当前以保护环境为主的方略。这几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而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能够做到人口与环境和谐发展，即人口呈稳定态势，环境质量良好，如某些生态模范试验区所做的那样，毕竟是少数；目前总体上人口在增长，环境不同程度受到一定损害，“和谐”尚待时日。改善环境正在全国普遍展开，长江中上游实行退还林、还草、还湖国家在*上予以补贴；黄河小流域治理、城市污染治理等也以不同的规模展开，许多已取得明显成效，都需要继续坚持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不要忘记：一是21世纪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注入资金、技术、人才等社会资本启动西部的自然资本，保护西部的环境是大开发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西部生态系统脆弱，西北干旱少雨，沙漠化严重；西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土地贫瘠，荒漠化严重，必须严加保护。东部地区固然要加大治理和改善环境力度，但是首先还是保护现存环境不再遭到大的破坏，不让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造成新的更大的破坏。二是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强条件下控制环境质量下降趋势，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面对这一现实，当务之急就是要使环境不再恶化，守住现有环境质量水平线。其次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提供的能力，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治理，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并逐步实现人口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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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3:38
道德：是道德要求
人口：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资源：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利用效率
环境：保护环境，维护自然和谐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