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书,有形诗篇怎样题写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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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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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9:06
苗族,一个本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仅凭着强烈的认同感,靠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民族发展的历史等点滴无遗地融进服饰文化当中,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里,苗族服饰因此成了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世代“穿”承,永不忘怀。
南丹县的中堡苗又称“花苗 “,它是苗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他们的服饰特点是,制作简单大方,色彩非常艳丽,尤其以他们服饰的刺绣配上很多动物的图案而闻名。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都是以自织、自染的黑土布为布料,男子衣服为长袍,裤子均是大裤头、大裤脚。苗族女装朴实而华丽,一针一线间,保留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苗族人之所以把动物图案画在服饰上,是为了纪念在大火中被烧死的牲口。苗民们在过去的漫长生活中,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住房多是上盖草下围草的三叉房,一旦发生火灾,所喂养的牲畜难以抢救,多被烧死。除了祈福牲畜,苗民们还佩戴长命锁和银项链来保护自己。每当村里有姑娘要出嫁的时候,中堡苗的妇女们就聚集在这里,来为要出嫁的姑娘绣上一个百褶裙。百褶裙的裙摆,一共12 米长,全部都是手工刺绣。在上面绣上不同的花纹,不同的动物图案。百褶裙的长度,视人的高矮而定,一般由长至小腿、宽度在12米以下的布料重叠而成。光一个人绣,要绣上一年,但女孩要出嫁时,可以请人帮忙,十几二十个人绣上一个月就得了。
在给苗家女人穿戴服饰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有点纳闷:苗族女人们在梳好头后,会把一个又黑又密的头发模型裹在头上,再把自己的头发严严实实地藏到这个头发模型里,这到底是为何呢?这些模型的头发又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上辈老人们留下来的头发,我们称之为假头发,实际上它也是老人留下的真头发,是苗族姑娘的妈妈、奶奶甚至祖奶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真头发,这也是苗家的一个传统习俗。苗族女人的头饰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金饰打造出来的亮片头饰。这种头饰贵重、华丽;另一种是苗家女人们用布手工制作的头饰,这种头饰比较简单、生活化。黄绿相间的毛绒花,对称工整的手工绣,再加上种类繁多的金饰,苗族特色不仅在成年人的服饰上呈现,也在孩子的童趣生活里绽放。
精致的手工艺,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让现在的苗族服饰成为了市场上热卖的商品,让苗家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他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成长为学院的教学科研骨干,20多年来,邵会秋怀揣着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坚定信念,秉持着考古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脚踏实地、心无旁骛,用实际行动服务于考古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中国新疆考古、北方考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求学之路 勤为径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邵会秋儿时的梦想。高考那年,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经过一番“学科评判”,这位稚嫩的高中毕业生带着对考古学的好奇最终填报了吉大考古专业。这一选择恰恰造就了他日后的“满腔热血”。
入学后,邵会秋不断刻苦学习。大三那年,他怀揣着紧张激动的心情踏入辽西北票田野考古工地,这是他第一次与遗址近距离“交流”。邵会秋很快适应了“风土交加”的野外生活,3个月的田野考察经历奇妙且珍贵,一直封存在他的记忆最深处。
邵会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习劲头和读书习惯,高度自律且成绩优异的他获得了保研和直博的机会,师从我国考古界外国考古方向权威学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老师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总能够从宏观把握、提供新思路和新观点。”多年来,他与导师一起发表了许多文章,建立了默契的师生关系。杨建华执着坚守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邵会秋致力于新疆考古、北方青铜器时*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研究,主持和参与了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在《考古》《文物》《西域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本,译著1本,参编教学研究著作1本。这些成果使得作为青年学者的他在中国北方青铜时*古、新疆考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力。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考古之行 苦作舟
2004年,正在读博的邵会秋参与到新疆若羌罗布泊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团队发现了罕见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部分保存较好的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共采集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这次发现将遗存的时空关系基本廓清。新疆若羌罗布泊小河墓地被评选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此,邵会秋也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2014年到2017年,邵会秋加入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的罗布泊综合科考团,每年有20余天在罗布泊科考。考察团根据标记着可能存在人类活动迹象的遗址、墓地、人工河道等信息的高精度卫星照片,核实信息并进行考古区域调查。每天按计划确定一片考察区域,吃完早饭,带点干粮就出发,徒步调查一天,晚上返回大本营。行走在罗布泊中,辨别方向极其困难,考察的生活艰苦,昼夜温差大,除了应对炎热和寒冷,考察团还要面临车辆陷入泥沙、沙尘暴多日侵袭等阻碍。他们像是行走在罗布泊腹地的旅人,在荒原的沟壑间,用脚步丈量历史。
罗布泊与众不同的经历让邵会秋难以忘却,“在考察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天空中看过那么多的星星,整个夜空中密密麻麻,一条银河清晰可见。这里的日出和日落也是风景如画,每天考察结束回到营地,在落日余晖下坐在椅子上,远离电脑和手机,奢侈地泡杯绿茶和队员们一起畅聊,别有一番韵味。”在新疆考古的这段经历对于邵会秋的学习研究和人生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其特殊的气候特征为有机物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小河墓地中保存下来了大量的骨质或木质随葬品;楼兰地区出土的干尸遗骸标本,“还原”古代人类被埋葬时的初始状态;在吐鲁番的洋海墓地中,考古学者们找寻到很多在内地考古中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新疆考古的优势,保留了类型复杂且丰富的文化遗存。但那时,考古学界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综合研究成果。因此,邵会秋将新疆考古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一书,尝试用新疆地区出土的考古遗存,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和完善新疆史前时期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结构和文化谱系,从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大的视角揭示新疆这一特殊地区在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过程,对境外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初步分析,为研究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参考。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2012年,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邵会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那一年,他着重学习了世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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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9:07
1. 编年体
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补充: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的中国史书体裁。起源于春秋。编年体史书数量极多。著名的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其优点是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2.纪传体
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
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的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有许多记载成为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史记》的史实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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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9:06
苗族,一个本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仅凭着强烈的认同感,靠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民族发展的历史等点滴无遗地融进服饰文化当中,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里,苗族服饰因此成了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世代“穿”承,永不忘怀。
南丹县的中堡苗又称“花苗 “,它是苗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他们的服饰特点是,制作简单大方,色彩非常艳丽,尤其以他们服饰的刺绣配上很多动物的图案而闻名。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都是以自织、自染的黑土布为布料,男子衣服为长袍,裤子均是大裤头、大裤脚。苗族女装朴实而华丽,一针一线间,保留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苗族人之所以把动物图案画在服饰上,是为了纪念在大火中被烧死的牲口。苗民们在过去的漫长生活中,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住房多是上盖草下围草的三叉房,一旦发生火灾,所喂养的牲畜难以抢救,多被烧死。除了祈福牲畜,苗民们还佩戴长命锁和银项链来保护自己。每当村里有姑娘要出嫁的时候,中堡苗的妇女们就聚集在这里,来为要出嫁的姑娘绣上一个百褶裙。百褶裙的裙摆,一共12 米长,全部都是手工刺绣。在上面绣上不同的花纹,不同的动物图案。百褶裙的长度,视人的高矮而定,一般由长至小腿、宽度在12米以下的布料重叠而成。光一个人绣,要绣上一年,但女孩要出嫁时,可以请人帮忙,十几二十个人绣上一个月就得了。
在给苗家女人穿戴服饰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有点纳闷:苗族女人们在梳好头后,会把一个又黑又密的头发模型裹在头上,再把自己的头发严严实实地藏到这个头发模型里,这到底是为何呢?这些模型的头发又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上辈老人们留下来的头发,我们称之为假头发,实际上它也是老人留下的真头发,是苗族姑娘的妈妈、奶奶甚至祖奶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真头发,这也是苗家的一个传统习俗。苗族女人的头饰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金饰打造出来的亮片头饰。这种头饰贵重、华丽;另一种是苗家女人们用布手工制作的头饰,这种头饰比较简单、生活化。黄绿相间的毛绒花,对称工整的手工绣,再加上种类繁多的金饰,苗族特色不仅在成年人的服饰上呈现,也在孩子的童趣生活里绽放。
精致的手工艺,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让现在的苗族服饰成为了市场上热卖的商品,让苗家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他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成长为学院的教学科研骨干,20多年来,邵会秋怀揣着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坚定信念,秉持着考古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脚踏实地、心无旁骛,用实际行动服务于考古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中国新疆考古、北方考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求学之路 勤为径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邵会秋儿时的梦想。高考那年,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经过一番“学科评判”,这位稚嫩的高中毕业生带着对考古学的好奇最终填报了吉大考古专业。这一选择恰恰造就了他日后的“满腔热血”。
入学后,邵会秋不断刻苦学习。大三那年,他怀揣着紧张激动的心情踏入辽西北票田野考古工地,这是他第一次与遗址近距离“交流”。邵会秋很快适应了“风土交加”的野外生活,3个月的田野考察经历奇妙且珍贵,一直封存在他的记忆最深处。
邵会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习劲头和读书习惯,高度自律且成绩优异的他获得了保研和直博的机会,师从我国考古界外国考古方向权威学者、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老师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总能够从宏观把握、提供新思路和新观点。”多年来,他与导师一起发表了许多文章,建立了默契的师生关系。杨建华执着坚守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邵会秋致力于新疆考古、北方青铜器时*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研究,主持和参与了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在《考古》《文物》《西域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本,译著1本,参编教学研究著作1本。这些成果使得作为青年学者的他在中国北方青铜时*古、新疆考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等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力。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考古之行 苦作舟
2004年,正在读博的邵会秋参与到新疆若羌罗布泊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团队发现了罕见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部分保存较好的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共采集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这次发现将遗存的时空关系基本廓清。新疆若羌罗布泊小河墓地被评选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此,邵会秋也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2014年到2017年,邵会秋加入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的罗布泊综合科考团,每年有20余天在罗布泊科考。考察团根据标记着可能存在人类活动迹象的遗址、墓地、人工河道等信息的高精度卫星照片,核实信息并进行考古区域调查。每天按计划确定一片考察区域,吃完早饭,带点干粮就出发,徒步调查一天,晚上返回大本营。行走在罗布泊中,辨别方向极其困难,考察的生活艰苦,昼夜温差大,除了应对炎热和寒冷,考察团还要面临车辆陷入泥沙、沙尘暴多日侵袭等阻碍。他们像是行走在罗布泊腹地的旅人,在荒原的沟壑间,用脚步丈量历史。
罗布泊与众不同的经历让邵会秋难以忘却,“在考察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天空中看过那么多的星星,整个夜空中密密麻麻,一条银河清晰可见。这里的日出和日落也是风景如画,每天考察结束回到营地,在落日余晖下坐在椅子上,远离电脑和手机,奢侈地泡杯绿茶和队员们一起畅聊,别有一番韵味。”在新疆考古的这段经历对于邵会秋的学习研究和人生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其特殊的气候特征为有机物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小河墓地中保存下来了大量的骨质或木质随葬品;楼兰地区出土的干尸遗骸标本,“还原”古代人类被埋葬时的初始状态;在吐鲁番的洋海墓地中,考古学者们找寻到很多在内地考古中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新疆考古的优势,保留了类型复杂且丰富的文化遗存。但那时,考古学界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综合研究成果。因此,邵会秋将新疆考古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一书,尝试用新疆地区出土的考古遗存,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和完善新疆史前时期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结构和文化谱系,从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大的视角揭示新疆这一特殊地区在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过程,对境外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初步分析,为研究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参考。
邵会秋教授:探寻“无字史书”的足迹
2012年,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邵会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那一年,他着重学习了世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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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9:07
1. 编年体
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补充: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的中国史书体裁。起源于春秋。编年体史书数量极多。著名的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其优点是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2.纪传体
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
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的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有许多记载成为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史记》的史实分析和评价
谁会写武则天的无字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亚岐与乾陵博物馆干部高发分析研究史料后认为,根据乾陵建筑对称布局的特点,“无字碑”与“述圣记碑”显然是在高宗去世时由武则天同时主持竖立的,而且武则天还为“述圣记碑”撰写了长达8000余字的碑文,为高宗歌功颂德(碑文为中宗李显书楷书),那么,这另一块碑自然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的“...
史书是怎么记载武则天无字碑的?武则天的无字碑在哪里?
令人奇怪的是,当初立这块碑时竟未刻一字,据清乾隆年间的《雍州金石记》记载:“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1938年编纂的《乾县新志》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这块“无字碑”也就成为多年来人们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
诗歌作文600字
不仅写了作者的愁苦之情,还写了作者对百姓之苦的怜悯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写出了诗人对人生的“悲欢离合”和豁达胸襟和“但愿人长久”的美好愿望,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总之,诗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它包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色彩只要你认真、仔细地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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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神帮忙,为武则天的无字碑写80--150字的碑文。谢谢!
据《乾县新志》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记》也载:“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只是从宋代起碑上才有了笔力险峻、字型俱备的题刻。“无字碑”上当初为何“一字不铭”?后人对此猜测甚多,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武则天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