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蔡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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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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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3 03:50
上小学时,老师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知音》,要理解英雄美人,千古知音之间的情愫,那个年龄还早了点。可老师对我们说:“蔡锷将军是我们邵阳的。”因为和将军同乡,也因为邵阳自古民风尚武强悍,大多数男孩向戎马关山北的军旅生涯,蔡锷将军便成了我少年时的偶像。
年岁渐长,我听说了老人们给我讲过的许多关于松坡将军的传说。蔡锷的母亲是童养媳。有一年邵阳大旱,路上贫民倒毙者甚多。蔡锷的祖父一天外出,看到一个小女孩“自挂东南枝”,他想可能是女孩的父母都饿死了,女孩自己活不下去,便寻了短见。这位善良的汉子将女孩抱下来,准备去安葬,突然发现女孩鼻息尚有。马上背回家抢救,用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米,煮粥将小女孩救活。小女孩和蔡家的男孩年龄差不多,再加上成了孤儿。蔡家便收留她作了自家的童养媳。
如果没有蔡家爷爷当年的善心,便没有了后来南天树义帜,为民争人格的蔡大将军。村里老人据此说,这就是善有善报。
蔡锷生于1882年,属虎,因此起名为“艮寅”,艮代表山,便字“松坡”,这条“山中之虎”东渡日本后,才改名为“锷”,果然是宝剑锋利,斩断了帝制旧梦。将军从小聪颖过人,但家境贫困,无力供养他读书。后来蔡氏族长说,这个伢子是我们蔡家的千里马,将来蔡家得靠他光耀门楣。遂决定用宗族祠堂的公田(旧时乡下宗族的公田,主要用于供养族中孤寡之人或培养有潜质的贫寒子弟)供蔡锷读书,后来他也是靠着宗族的“希望工程”去了长沙的时务学堂。
有关蔡锷另一则神奇传说就是他13岁便中了秀才。他父亲当时背着他去宝庆府(邵阳旧称)赶考,考官看到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孩和其他一些老童生一起来考试,便觉得很有意思,想“为难”一下这个“神童”,出了个上联“为何子骑父当马?”蔡锷马上对出下联:“只因父望子成龙。”考官再出一上联:“宝庆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蔡锷立马对上:“孔门弟子三千众,数回居先。”自比颜回的松坡真是一语成谶。
蔡锷将军的家乡今天属邵阳市郊区,*时代为邵阳东路。邵阳当时分东西南北路,东路的交通在邵阳是最便利的,距衡阳、长沙较其他山乡更近。因此常常开邵阳风气之先。谈蔡锷的成就,必须提到他的两位老师樊锥和梁启超。他童年的老师樊锥是湖南名士,而且思想特别开明,戊戌变法前,康梁组织“强学会”,樊锥也在邵阳组织分会,后来被守旧乡绅赶出了邵阳。
由于受樊锥变法思想的影响,中了秀才不久,蔡锷步行300公里,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成为当时梁启超门下最年少的弟子。
康梁*后,蔡锷不久也追随老师,去了日本,先学经济,不久他便对梁启超说,中国饱受外敌*,要自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投考了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老蒋也进了这所学校)。在军校时,他和蒋百里、张孝淮被誉为“士官三杰”。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立即回到了中国。
在日本留学时,蔡锷就形成了“军队中立,军人不党”的理念,立志做一个杰出的职业军人。但是他的“军人不党”是指军队不为小集团使用,军人不能成军阀。在国家民族之大义面前,军人却不能置之度外。1911年年底他在云南宣布独立,脱离清廷,1915年毅然回滇反袁,正是基于这种理念。
蔡锷高于同时代其他军人,不同于袁世凯“北洋系”培养出来的各大军阀的原因应该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早年受过儒家传统的“济世救民”的教育,后又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对宪政的理解甚至高于杨度这样的“宪政专家”。
“二次*”和“护国运动”蔡锷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看出他对宪政、对军队的见解。孙文因为宋案而发动“二次*”时,蔡锷没有附和,并不是他首鼠两端,而是因为他认为当时袁世凯是合法的国家元首,此时反袁,就是军人干政。后来袁世凯背叛“共和”,改元称帝,成为*民贼,起兵反袁,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
我在读大学时,才有机会去拜谒蔡锷将军墓。1990年早春,我北上读书在长沙做停留时,朋友陪我来到岳麓山。岳麓山几乎成了湘人民气血性的积聚地,成了湘人的精神符号,因为黄兴、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等许多清季民初的三湘伟男子都长眠于此。其中黄、蔡两人的墓和庐最大。蔡锷的墓在山腰,墓前两棵老枫树,正如将军的碧血丹心。那天有点小雨,我在目前伫立良久。麓山寺的蔡锷墓庐门悬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蔡锷比作投笔从戎,扬大汉声威的班超和奠定西南边陲的马援,倒是很贴切。
黄兴和蔡锷两位生前志同道合,逝世后能毗邻而葬,三湘父老真能理解两位英雄。这两位同乡、挚友、*的英雄,竟然七天内先后病逝,黄兴42岁,蔡锷34岁,再加上两年前被暗杀时才32岁的宋教仁,还有更短命的陈天华、刘道一,缔造共和的三湘精英们大多如匆忽的彗星,划过天际,便把自己燃尽了。上天爱我三湘?竟让三湘四水生出如此多的英杰;上天恨我三湘?竟让如此多的三湘英杰短命而亡。
黄兴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九州时,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再对照克强生前赠蔡锷的对联:“寄字远从千里外; 论交深在十年前。”可知二人的情谊。
黄、蔡身上能看出湘军将领的传统,做书生不空谈,做军人不鲁莽,文可兴邦,武可定国。陈炯明当时为黄、蔡的逝世合写了挽联:“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些为招魂。”,“首造”与“再造”之功,归于一对挚友,而一对挚友,又先后而亡,难道不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么?
蔡锷逝世后,最引人注目的挽联,当属他的老师梁启超和红颜知己小凤仙献祭的。
痛失高足的梁启超这样写的:“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引出一段英雄美人传奇,为再造共和冒险帮助蔡锷的小凤仙写了两副挽联。其一是:“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是:“万里南天鹏翼,君正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英雄短命,知音痛失,百年后再读这些挽联,依然怅然落泪!后来蔡家将小凤仙接回邵阳老家,这位出自青楼的侠义女子,其作为蔡家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再联想到梁红玉、柳如是等人,多少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其气节远不如有些烟花巷里的风尘女子。
今天再翻看当年将军的行迹,再读将军的诗文,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卫共和,争民权,提倡军人不干政,其功勋和见识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
像黄、蔡这样的人,为共和而生,亦为共和而死,遭天妒而短寿,虽然令人惋惜,可是他们以短寿而造伟业,史册长载;那些为自己私利而弄权的政客们,赖在高位上,即使活到100岁,当成一抔黄土后,谁愿意提起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