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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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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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9:46
44、汉代楚歌有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戚夫人《戚夫人歌》、刘彻《秋风辞》及《瓠子歌》二首、梁鸿（东汉）《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已经是一首比较整齐而有韵味的七言诗
了）。
45、班固写过一首《咏史》，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有案可查的文人五言诗。从此以后，张衡写过《同声歌》，秦嘉写过《赠妇诗》，宋子侯写过五言乐府《董娇娆》，辛延年写过五言乐府《羽林郎》。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代表作是无名氏的组诗《古诗十九首》。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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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9:47
《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两个阶段诗歌的两个较有特色的选本。前者选诗始于汉末建安年间的曹氏父子，终于隋末唐初的诸诗人，在突出名家与传名作的同时，注重介绍、分析诗人的创作个性，并通过评析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审美追求与诗坛风尚的嬗变来展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诗歌演进的大致轨迹及走向，使读者在贪图这一时期诗坛名作之际，也能从文学史的背景层面体察当时诗歌创作的时代特色。此外，本书力图将诗歌的鉴赏引导和学术研究相融结合，在评价诗人或流派时每每可见选注者阐述已见，其说未必恰切，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后一本书初版于50年代末，70年代末经修订再版，是选注者倾注多年心血而完成的力作，流传也较广泛。此书共计四卷，一卷为“汉诗”，包括汉乐府、《古诗》及文人诗，二卷为“魏诗、晋诗”，包括建安年间、魏与两晋的文人诗及民歌；三卷为“宋诗、齐诗”，兼收南朝民歌如《西洲曲》；四卷为“梁诗、陈诗、北朝诗、隋诗”，北朝民歌如《木兰诗》、《敕功欧》等收在北朝诗中。入选诗歌前后虽相距八百年，但均系披沙拣金之作，且每卷各有重点，一卷是汉乐府中的民歌与《古诗》，二卷是曹植、阮籍、左思和陶渊明的诗，三卷是鲍照、谢眺并举，四卷则突出了庚信与北朝民歌。这些重点对读者了解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精华所在确有帮助。书中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特色及成就的介绍从简，但书前的《序言》则详细地论述了这两个阶段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发展主线和主要成就，对著名诗人的创作更有较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
（脉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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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远：脉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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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9:47
魏晋南北朝有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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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9:48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象，多用比兴，托於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锺嵘说“其源出於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者可谓兼之。”锺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作联想。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产生模拟古人，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和宣扬老庄思想，“平典似道德论”的诗。这都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在这样的逆流中特别显出左思、刘琨、陶渊明这些作家的可贵。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借歌咏古人古事抒写作者自已的怀抱，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当时门№制度已渐形成，仕进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咏史》诗正反映了这种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抱著“铅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龙附风的幻想移家洛阳。现实的教育渐渐使他对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破灭了他的幻想。当他明白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陈规之后，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绪激发起来了。於是决心退出“攀龙客”之群。“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灌足万里流”就是作者向统治势力宣告决裂的宣言。诗中并没有一般失意者叹老嗟卑的言语，却把高度的蔑视投向那些权贵，唱出：“高眄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是左思《咏史》诗的特色，这也就是锺嵘所说的“左思风力”(1)。这个“左思风力”和“建安风骨”正是一脉相承的。
刘琨原是贵公子出身，青年时代曾经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园追游酣宴，过的是浮华生活。当时虽有吟咏，并未流传。到中年以后，汉族和当时居於西北地区的民族的矛盾严重起来，他投身前线，作极艰苦的斗争，思想有了剧烈的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 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 张，困於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现实相生活实践对於一个作家的教育。
现存的刘琨诗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后的作品，都充满爱国的热情。本书所选的两首尤其悲壮。锺嵘称刘诗“自有清拨之气”(《诗品》中)，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是中肯的评语。元好问《论诗绝句》将他和曹操并举(2)，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类似之处。
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隐居躬耕，他的诗以很多的篇什歌咏隐逸，描写田园，因此称他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不过“隐逸”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鲁迅就曾举出《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说明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举《述酒》一篇说明陶渊明也关心*，对於世事并未遗忘(3)。他也写过《桃花源诗》谈他的*理想，向往於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确是陶诗的重耍一面，绝不能忽略。此外还须注意到陶渊明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著，也必须善为辨别。
陶渊明因贫而仕，由仕而隐。他之所以“归田”、“辞世”，是由於高傲，耻“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自洁，不肯参加污浊的*；是由於慕自然，以仕途为“尘网”或“樊笼”；也是为了避祸保身，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庶无异患干”。这些想法有一些近於左思，也有一些同於阮籍，但结果却和左、阮不相同。他走向田园之后就接近了农民，参加了劳动。“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他从此找到更充实的生活，由於热爱这种生活，所以没有缄默，反而写出许多田园诗来。他写的是生活和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游仙想象。
山水、友朋、耕耘、收获，是他的隐逸生活的内容。“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淡地写来，随处表现作者怡然自得的心情。他也写到饥寒、辛苦，但并不为此忧戚。因为经过思想斗争，已经安心了。他说“*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安贫守贱便成了他的信条。写得较频繁的是饮酒，在饮酒的描写中有时表现友朋之乐，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类；有时是劳动后的一点安慰，如“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之类；也有时是为讽刺而言酒，如《饮酒》(“羲农去我久”)一首，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之下忽然写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好像与上文不相连接，其实是说“六籍”中的道理已经被某些人抛弃乾净，那我除了饮酒，还有什堋事可做呢？原是很深的讽刺。所以接著又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醉人自解，更显出讽刺语气。又如《饮酒》第十三首“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云云，对於热中仕进者的讽刺更属显然。此外，陶渊明的饮酒有时也不兔是安於现状的麻醉。如“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之类，分明是醉乡的歌颂了。至於“欲言无馀和，挥杯劝孤影”云云，则说明陶渊明在 农村有时也不免有精神上寂寞之感，不得不用酒来消解。
陶渊明在《杂诗》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种感概一再流露於他的诗中，大约他原来也和阮籍一祥有济世之志，像他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大济於苍生”，所以在隐居中才不甘寂寞，藉《拟古》、《读山海经》和一些咏史的题目抒发有关*的感慨。他在《九日闲居》诗中曾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这种竟然能够使他有满足之感的成就又是什堋呢？大约是文学事业吧？他在《咏贫士》第六首曾赞美张仲蔚“翳然绝交游，赋诗狻能工”，同时表示：“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分明是要学张仲蔚的样子以诗赋为业，这就有点像曹植在*上失意之后只好以“骋我竟寸翰，留藻垂华芬”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於自己的作品并不是看成无足重轻的啊。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是“罕所同”的，因而也不为当代所重视。他的诗是当时形式主义风气的对立面。他不讲对仗，不琢宇句，“结体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当时正统派文人相反。在前代作家中比较和阮籍相近，但没有阮诗那种奇丽和恍忽。陶诗的特徵正如《诗品》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他把深郁的感情表达得很平淡。风格是淳朴自然的。这和他所表现的田园生活内容有关，但很可能也有力矫当时文风的主观努力。
玄言诗的影响陶渊明是沾著一些的。他的诗实№上也宣扬了老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 且偷安，怯於斗争的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陶渊明当然和那些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不同，和玄言诗作者孙绰等人也不同，但他的思想并不曾超出“远慕老庄之弃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像刘琨那样大彻大悟，彻底批判，而走上隐逸的道路。隐逸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现实的，因此他的诗中不免有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消极成分，也不能鲜明地反映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他曾经在想象中构造了一个避乱的桃源，从《桃花源诗》也可以看出他反对“王税”的剥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他并不曾直接描写现实中的“乱”，直接揭发现实中的剥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谅他的理由，但总不免有这堋一些不足之感。
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是魏、晋的代表作家，(刘琨也很重要，但作品太少，影响不大。)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五言诗，他们的道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不假雕琢，刚健、自然，是其共同的色彩。从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其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而大加发展，就趋向於形式主义。陆机的诗源出於曹植，但并不能继承“建安风骨”，就是由於这个缘故。继承“建安风骨”必须由现实主义的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家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
东晋、宋、 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代。南方民歌大多数属於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吴声歌曲》产生於江南，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於长江中流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湖北省宜昌县)、樊(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邓(今河南省邓县)之间。
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虽多於汉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内容却比较单调，几乎全部都是关於男女爱情的。在古今的民歌中情歌照例很多，但像南朝乐府民歌这样地清一色，却是很特殊的现象。大约因为这些民歌产生於少数繁华的城市或其附近，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它们所反映的民间生活本来不广泛；或者也由於当时统治阶级只采集民间的情歌而把其馀的抛弃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有吴声和西曲两部，并且以这种女乐赏赐宠臣。可知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是当时的女乐。设想为了统治阶级声色之娱而采集民歌该用什堋标准呢？大概不会什堋都采吧？江南也并非绝无另外一种样子的歌谣，例如吴孙皓初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吴民反对孙皓迁都的怨声(类似的歌谣后来还有)。这种歌谣的*和《子夜》、《欢闻》之类并无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有兴趣拿它来施於女乐。
现存的《吴歌》、《西曲》中确实有一些过於“艳”的，也有文字雕饰，不像民歌的。可能出於文人仿作，或经修改。但一般而论，《吴歌》、《西曲》是“刚健清新”，天真活泼的。
《子夜歌》说：“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吴歌》、《西曲》里都有男女赠答之词，但多数还是女性的歌唱。这些歌唱往往热烈真挚。例如：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
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
上举两首都是《吴歌》，《西曲》除了反映商妇估客的别情较多，内容和《吴歌》无大区别。在形式上南朝民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双关隐语很多，《吴歌》尤其如此。有的是同字双关，如“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消”字双关消融和消瘦；有的是同音双关，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字谐怜爱之“怜”。也有比这些更曲折或复杂一些的，如“石№生口中， 碑不得语”，“碑”字谐“悲”，又以“石阙”作为“碑”的同义语。又如“风吹黄檗藩，恶闻苦离声”以“黄檗藩”隐“苦篱”，以“苦篱”谐“苦离”。这些双关语用得巧妙自然的时候也能增加语言的活泼性，但多少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这种玩意是文人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仿作者纷纷。吴歌中双关隐语这样地多，我怀疑其中也羼有文人的仿作。
除这种双关语之外，南方民歌给文人诗的影响，在内容上就是艳情的描写，在形式上就是五言四句的小诗的流行。这在下文还要论到，这里不举例了。
宋、 两代诗风的变化比较大。宋代一般趋向是更重数典隶事，也就是抄书。刻画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 武帝永明年间(四八二—四九三)，“声律说”大盛以后诗文力求谐调，对於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是这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谢眺仅次於鲍照。他们除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吸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鲜的创造，影响下一步的发展。
鲍照在自己的文章里自谓“北州衰沦，身地孤贱”(4)，又自称“负锸下农”(5)，“田茅下第”(6)，可见他的家世是低微的。他曾幻想凭才智取得名位，献诗给临川王刘义庆。后来遇到忌才的孝武帝刘骏，不得不深自掩抑，连文学才能也不敢多表现了。他的遭遇比之左思还要差些，因此他比左思有更多的不平之气，对於现实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喋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拟行路难》)不平和傲气正象左思。他在《瓜步山揭文》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个“势”就是左思《咏史》诗所说的地势。这是对於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揭露和批评。他在《拟古》(“束薪幽篁里”)诗中极写贱隶的卑辱：“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输上林。……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另外一些诗里又写到穷老还家的兵士，也写到豪家后房中像笼鸟养著的女子。他写这些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愤概，但因此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一类的作品继承著汉乐府和建安时代社会诗的传统精神。
从鲍照的五言乐府诗和拟古、咏史诸体见出他对於前人的优点常有所效法，不过他自己的特色还是很鲜明。他的《代东门行》就非常*肖汉乐府，但是那急管高弦似的调子却是鲍诗所独有的。他的《咏史》和左思的《咏史》劲健处很相似，但是夸丽的色彩也是鲍诗所独有的。鲍照在这类作品中和在他的抒情诗里一样，常常寄寓著牢*。《学刘公干体》五首每首都是“才秀入微”的感慨。拟古而目的不在模仿，所以和陆机不同，因其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地也就掩盖不住自已的艺术特色。
鲍照写山水的五言诗不少，在他记述行旅的诗中也往往刻划景物，这本是时代风气。在这些诗中用宇造句非常锻炼，这也是时代风气。在一些写景的“险句”中也往往见出特色。
但是，更能表现特色的是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这些诗可分两类。《白 曲》一类的七言本是旧体，《行路难》一类才是创格。在后一类中往往音节错综，感情奔放，笔力雄肆。给人崭新的印象。《行路难》是汉代的歌谣，见《乐府诗集》引《陈武别传》。晋人袁山松曾改变其音调，并造新辞。《晋书·袁 传》云:“旧歌有《行路难》，曲辞狻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本是声调慷慨的歌曲。鲍照依旧曲填新词，有无受前人影响之处已经无法知道，古辞和袁辞都不存在了。 、梁续作者显然都是模仿鲍照的。除《行路难》之外鲍照还有《雉朝飞》、《梅花落》、《淮南王》等首，题是乐府旧题，诗体却是前所未见的七言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这种诗体是整 的五言诗和旧体七言诗的解放，鲍照的慷慨奔放的感情得到这种最适合的表达形式之后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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