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齐国五杰是谁？这个问题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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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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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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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6:51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英雄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强大的群体。管仲虽是经天纬地的盖世奇才，但同样概莫能外。正是有了一批各有所长、尽忠职守的出色人才紧密的团结在管仲周围，忠实的、创造性的执行桓公、管仲的决策，桓管的霸业才最后走向了成功。
早在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欲拜管仲为相时，管仲便向桓公推荐了“五杰”。管仲提出：“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几条涓涓细流。君欲成就大业必须任用五杰——举动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行，负责外交；开荒建城、垦地蓄粮、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广阔的原野上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擂鼓指挥着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统帅三军；能够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者，不诬无罪者，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负责司法刑律；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之臣，主管监察谏议。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位就足够了，想要成就霸王之业，还要有我管仲在这里。”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令五人各掌其事，并拜管仲为相，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领导集团决策英明，务实能干，增强了齐国的综合国力，赢得了周王室、诸侯各国和本国人民的一致赞誉。史书中对王子城父和宾胥无的记载十分有限，因而他们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而隰朋与宁戚、东郭牙则于史有载，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业绩。
隰朋担任“大行”，即外交大臣后，能根据当时周室衰微，天下纷乱的局势和齐国欲称霸、尊王攘夷的总目标来开展工作，使齐国的对外*、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功，从而使自己也跻身于春秋时期著名外交家的行列。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葵丘之会后不久，晋国发生内乱，隰朋统帅诸侯联军平定晋国之乱，与秦穆公共立晋公子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他还代表齐国主持了晋国与戎狄之间的谈判，以抵御少数民族对中原各国的侵略和掠夺。他又会合诸侯筑城于缘陵，把倍受荆楚淮夷侵迫的杞国迁至那里安置。管仲后来评价隰朋眼光远大而能虚心下问；能以善陶冶人，谨言慎行；能公私分明，有大仁大德，并且还在临终时向桓公郑重的推荐隰朋做自己的继任者，认为隰朋是能根据变化与百姓共荣辱并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相才。
宁戚做了大司田后，全面负责齐国的农业生产。当时，在“地泻卤”的齐国，农业是一个薄弱环节，但又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很快使齐国的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丰产，六畜兴旺。他忠实的执行管仲“相地而衰征”的决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提倡“科学种田”，总结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生产、管理经验。他自己就是一个农业科技专家，《养牛经》这部中国最早的畜牧业专著就是他的大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鲍叔牙的提醒下，他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和廉明的作风，深受人民拥戴。
关于东郭牙，历来存有争议。《吕氏春秋·重言》认为那个根据桓公、管仲说话的口型手势就能猜出齐国将要伐莒的东郭邮，就是东郭牙。我们认为《吕氏春秋》有误，东郭牙实际上就是鲍叔牙。鲍叔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他在齐桓公夺得君位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首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欲拜他为相时，他固辞不受，而极力推荐管仲，言：“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为管夷吾乎。”并从五个方面比较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劝桓公任管仲为相，以图大业。（《管子·小匡》）由此可见鲍叔牙的大公无私和有知人之明 。管仲曾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鲍叔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者”，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桓公在霸业有成后常露骄矜之色，觉得自己可比尧舜。一次，他对鲍叔牙说，想派人铸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不赞同，他备言桓公之过，令桓公惭愧不以，说：“如果不是您及时批评，我迟早要犯大错误。”还有一次，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同饮。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捧杯而起，道：“希望您不要忘记*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两百多年后，孔子与学生讨论人臣之最贤者时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并进一步评价道：“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可见孔子对鲍叔牙评价之高。
五杰各司其职，充分施展抱负，努力发挥才华，终使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兴盛局面，开创了功名赫赫的首霸伟业。究其原因，是与管仲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的用人思想分不开的。从五杰的史实中，我们可以管窥出管仲的用人思想，以期对我们今天的人才工作有所借鉴。
出于公心荐才，从事业角度选才，是管仲用人思想的核心理念。管仲之所以向桓公推荐五杰，最重要的原因是霸业的需要。管仲认识到，要创立霸业，仅仅靠桓公的支持和自己的谋划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大批人才来群策群力；光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具体的行动是很难支撑的，还需要有一大批实干家来落实解决；霸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一个方面的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能人。基于此，管仲才向桓公推荐了五杰。在五杰中，除鲍叔牙是自己的老朋友外，其他几人均与自己交往不深，如宁戚是一个外国人，就与管仲素昧平生。由此可知，管仲很好的继承了齐国自姜太公就建立起的“尊贤上功”的用人传统，完全摈弃了私利和个人感情因素，真正做到了社稷是主，大公无私，为国选贤。
注重人才的群体效应，是管仲用人思想的一大特色。管仲之所以推荐五杰，潜意识里有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完成宏图大业，就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就必须有一个充满智慧的群体来作为基础。管仲是有全方位才能的，但他没有刚愎自用，大包大揽，事必躬亲，而是胸怀宽广，海纳百川，乐于荐贤，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这一点不仅仅说明管仲的品德高尚，有容人之心，而且说明管仲在智慧上的过人之处。拿后世的晏婴、诸葛亮与管仲相比，更能看出这一点。晏婴虽然也为国举荐了田穰苴、御者等良才，但无论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管仲相提并论，甚至二桃杀三士、谏景公不用孔子等事例所表现出的狭隘心胸也与管仲期间用易牙、开方的宽广胸怀更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虽自比管仲，但大事小事事必躬亲的举事风格所反映出的机心太重又与管仲大气纵横、愿意当甩手掌柜的潇洒飘逸大相径庭。一句话，一个领导能重用一两个人并不算本事，能重用一批人，注意发挥群体效应，才是真正的本事；一个英雄只让自己凸显出来未免小器，能带出一个英雄集体，带出一批顶尖高手，才算真正的豪杰。
在重德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才的能力，是管仲用人思想的关键。管仲在向桓公推荐五杰时，并没有罗里罗嗦的极言五个人的品德如何如何，而是单刀直入，干脆直接的说出五个人的才能。这并不是说，管仲不重德，而是管仲德能并举，更偏重于能。这充分反映了管仲宽厚务实的政风和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在管仲看来，个人品德中最重要的是公德，即为国为民干事创业；个人才能中最重要的是治国才能，即为国为民干事创业的才干和能力。一个人的个人品质再优秀，如果没有报效国家、发展事业的能力，就不能算有大德；同样一个人的个人能力再强，如果没有公德，就不能算有大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能即大德，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基于此，管仲在桓公面前才刻意忽略了言五人之德，重点谈了他们的能力。同样是重能，管仲又与战国时期号称尊贤重士的孟尝君大大不同。孟尝君也重能，但他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来重能的，无论是冯谖为他营建三窟也好，鸡鸣狗盗之徒为他脱离险境也罢，他仅仅重视的是人才为自己谋私利的私能；而管仲则完全不同，他推荐五杰，重视的是他们为国家谋公利的公能、大能。两相比较，优劣自现。
注意用人所长，是管仲用人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用人所长，是管仲向桓公推荐五杰时最直接呈现出来的用人思想。在管仲看来，人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王子城父是军事人才，你叫他干外交就是强人所难；鲍叔牙性情耿直，干监督可以，办外交就得和外国天天闹别扭，所以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使其人尽其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在管仲看来，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有优点又有缺点。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还要注意大力张扬、充分发挥他的优点、优势。管仲在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中，没有既摆优点又摆缺点，做一副貌似公允的假象，而是真诚热情的赞美了五个人的长处，对五杰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这就为最高决策者桓公的最后任命作了积极的铺垫暗示。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让桓公相信自己的推荐，他竟然连用五个“我不如”来强化桓公对五杰的重视程度，一片赤诚，由此可见。从后来五杰在各自岗位的杰出表现来看，管仲作为领导者是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和优势的，这点不用详谈，因为事实足以证明一切。
注意在对人才长期考察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对人才的客观评价，是管仲用人思想的精髓。俗话说，知人善任，知人是选人、用人的前提和保障。从管仲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以及后来五杰的优秀表现来综合审视，我们说，管仲对五杰的性格、才能、品德是完全了解的，在知人方面，管仲确实独具慧眼。管仲在知人方面的细、深、准，我们认为是建立在对人才的长期观察和比较分析基础上的。我们不排除管仲在知人方面直觉敏锐，有天赋的成分，但管仲不是神，他之所以对五杰那么透彻的了解，主要是事前作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汇集了大量的信息，在深入思考、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得出的正确判断。管仲虽然拜相前身在鲁国，对齐国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管仲在去鲁之前对国内的情况是全面掌握的。为了成就霸业，管仲很早就注意搜罗各个方面人才的信息，在脑子里很早就建立了人才信息库。否则，一回国就知道国内的人才情况，并从中优中选优，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准确的定位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是管仲用人思想的先进部分。管仲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结尾，很耐人寻味。按照一般人的做法，既然是推荐别人，说别人优点，最后就别捎带着夸奖自己了，可管仲不，他一方面高度肯定了五杰的才能，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使齐国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又高度肯定了自己的才能，认为只有自己才可以辅佐桓公成就霸业。是管仲狂妄自大，自吹自擂么？是管仲害怕桓公刚才听了自己在五个方面与五杰的差距从而怀疑自己的才能，最后施展的谈话艺术，来个层层铺垫，最后烘托出自己么？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管仲看来，说别人好不等于说自己差，人才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管仲既客观的分析别人的优点，认为他们在具体领域内的才干超过自己，又客观的分析自己的优点，认为自己在宏观*、驾驭全局、统筹兼顾方面有五杰望尘莫及的地方。这样，就摆正了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分清了自我和人才的责任和义务，为下步霸业整体工程的展开，扫清了人际关系的障碍，从而为自己和五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创造了良好条件。
用人不疑，是管仲用人思想最成功的部分。从五杰上任后政绩突出、表现优异、功勋卓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管仲是用人不疑，善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仲似乎没有或很少权利欲和嫉妒心，对部下的具体工作较少干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参加诸侯会盟、调停国际争端这样的大事，作为齐国的首相，是应该当仁不让的率领代表团参加的，那样做既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又可以名正言顺的获取功业，可管仲没有那样做，而是委派了隰朋前往。在管仲看来，一个高明的领导，在关键时刻不抢功、不争功，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高尚的问题，还是一个胸怀全局、促进事业发展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智慧问题。管仲没有亲自去，除了可能国内有要务缠身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事业角度考虑，认为隰朋是外交*，他应该独当一面；隰朋的外交才能卓越，在自己之上，他能够在既定的外交*框架内*完成任务。该管的一定要管，不该管的就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能管、又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就去做，别人比自己管得好、又属于人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就决不插手——这就是管仲的下属观，后来管仲对隰朋的评价很高，认为他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决不去说，对自己的职责十分明确，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管仲下属观的高明。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与管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邹忌和诸葛亮。邹忌的嫉妒心十分厉害，他不能容忍田忌的军事才能在自己之上，不能容忍在具体的出兵救赵、救韩问题上田忌与自己意见相左，不是以大局为重，弥合自己和下属之间的矛盾，而是千方百计争功、抢功，图谋加害田忌，直到把田忌*得走投无路，流落到楚国的江南为止。这与管仲襟怀坦白，雍容大度，不与隰朋争功、抢功，简直是天壤之别。诸葛亮比邹忌品德高尚，他为人谨慎，智慧超群，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但在用人问题上有较多失误。他倒是用人不疑了，果断的用关羽守荆州，用马谡守街亭，结果呢？荆州失守，街亭失守，关羽英名扫地，马谡当了替罪羊。不是说他用人不疑不对，而是说他对人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放手让人才施展才华是对的，但基础应该是对人才的全面认识和对其能否成事的预见。管仲用隰朋不疑，是他对隰朋有全面认识，预见到了他的成功，结果隰朋成功了，印证了管仲用人的正确性；诸葛亮用关羽而没有估计到他的骄傲自大所带来的危害，用马谡而没有估计到他的刚愎自用、理论脱离实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关羽、马谡的失败印证了诸葛亮用人的失败。应该说，诸葛亮是一片公心的，但他的事必躬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遏止了部下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他明明是一个军事理论家，在军事具体实践方面不行，但他非要身先士卒，六出祁山，结果兵败垂成，致使蜀汉的军事指挥人才匮乏，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魏延明明提出了有一定可行性的出师子午谷的计划，诸葛亮不但不对部下的聪明才智大加褒扬，反而怀疑他图谋不轨。这与管仲放手让王子城父统领军事，虚心接受鲍叔牙的意见建议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认为，用人不疑，用人不疑的绩效良好，是一个领导者综合素质优秀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管仲可谓真正的楷模。
学史可明智。从管仲推荐五杰以及五杰杰出表现的历史事实，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管仲用人思想的高明和深邃，提升了对用人问题的认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在由衷的赞叹祖先的领导艺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反思我们在用人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充分借鉴管仲的用人智慧，灵活地把它和现实相结合，把人才工作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