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什么时候有的,怎么确定出来,根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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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2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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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4:24
普通话的定义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仍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üè”、也有人念成 “qǐn lü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n”，也有人念成“fǔjì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方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苞米”，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方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方话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方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编辑本段]普通话的由来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管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这是古代的情况。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话逐渐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以洛阳雅言为标准音，南方以建康雅言为标准音。洛阳雅言属于中原话，建康雅言属于吴语。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雅言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金陵雅音为主，参考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政权。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扬州吴音也曾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但是，没有得到官方语言的地位。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唐朝开始，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江南的苏州吴音也成为南方雅言的一种通行语。由于*中心在长安，长安话属于中原话。因此，长安雅言也是北方雅言的标准音。到了宋代，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但他作为“读书人”，说的还是洛阳话。 及至南宋，首都建在临安，因此，临安雅言也成为标准音的一种。临安雅言属于吴语，但是临安雅言中有很多中原话的痕迹，直至今天的杭州话也有中原话的痕迹。
元代时，首都在大都，因此，大都话也是一种通行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不熟悉汉族文化，汉语的通行语继承了宋代的南方雅言。
明代的时候，南京由于战争等*，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江南的吴音开始以苏州白话为主要代表。吴音继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白话在当时社会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当时越南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
清代一开始，仍然以南京官话为正统。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了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初期，北京官话被定为国语。
辛亥*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时期得到当时*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因为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很难学。于是有人（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老国音就被修改为“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新国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
汉民族共同语从古至今有好几种说法，有雅言、通语、官话、*时期的国语。名称不同，内容基本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也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