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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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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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19:14
吴敬梓于康熙4年（1701年），出生于一个很有钱的官僚地主家中，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读书，“涉猎群经诸史”，几乎无所不读。18岁中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23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而丢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亲丢官的前前后后，吴敬梓见到了官场中互相倾轧的丑恶。
父亲死后，近亲蓄意侵夺遗产。在这样的生活经历中，他更看清世人的真面目，生活更为放纵，挥金如土，“遇贫即施”，几十年间，便“田产卖尽”、“奴仆逃散”。在近亲侵夺他家产的纷争中，使他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
吴家败落之后，族人乡邻都歧视他，嘲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受过他慷慨接济的人也疏远了他。他在家乡住不下去了。
33岁那年，吴敬梓怀着无限愤懑，移家南京。从此，鄙弃功名的思想更加增强了。他喜好宾客交游，足迹遍历江浙一带。
吴敬梓36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试，他托病拒绝了。当时，他生活很贫困，主要靠卖文章和朋友的接济，有时竟身无一文，肚子饿得直叫，他就喝凉水，喝饱了就睡觉。
贫困的生活使他的眼睛更明亮，使他的叛逆思想更强烈。他把自己的感情都倾注在笔端，写那些封建的文人。
吴敬梓笔下的读书人，有的拼命钻营考取之道；有的考中做官，就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封建文人的丑态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对于自食其力的读书人，即给予同情和尊重。通过对境遇不同的儒生的描写，吴敬梓宣告了八股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吴敬梓是一位目光犀利，见解深刻的作家。可惜，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后不久，就病死了，终年53岁。
《儒林外史》这部书，写于他寄居秦淮的乾隆时期，大约完成于乾隆15年（1750年）。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明确说他“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50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然而这50卷已经不存在，现存最早的是嘉庆8年（1083年）卧闲草堂刻本，共56回。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品中所写故事的背景是明代中叶，而实际写的却是在清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小说里的人物，大都以真人真事作为生活原型，通过他的艺术加工，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各个层次的心态，展现了中国文士社会的传统生活面貌。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由于人们追逐名利而遭到破坏，道德价值贬值，人的价值得不到肯定，知识阶层智能和人格低下，既不讲究以道德自守，又丧失了吃饱肚子的能力，在传统和世俗生活所形成的矛盾中漂浮。在描写中，吴敬梓尖锐地讽刺与抨击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于功名的学子，如范进中举的悲喜剧，揭示科举制度怎样腐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在《外史》中出现的一些士子们，他们竭智尽虑的只是模仿那些八股文，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懂。官居学道，职司衡文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东坡是哪一朝人。
士子们热衷于科举，是因为科举与官僚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举业是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阶，是攀登富贵巅峰的云梯，一旦中举、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就有了一切。如迂腐老儒周进，除了墨卷之外胸中一无所有。受尽毕生辛苦，60多岁还是个童生。失了馆，随几个商人到省城给商人记账。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哭，最后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他并无家国之忧，不过是吐出做老童生的苦水。后经众人周济纳监入场。一经考中，便换了一个天地，“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却极深刻地揭示了“功名”与“富贵”的密切关系。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特别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作品在这方面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这个典型形象。范进一生醉心于科举功名，从20岁开始应考，直考到54岁，还没有考中。周进被钦点为广东学道，范进得进学。他想参加乡试，便向丈人胡屠户借路费，钱没借到，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只好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等出场回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到出榜日，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好抱了生蛋的母鸡去卖。没想到他中了举人。
人们到集上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居然兴奋过度，猛地向后一跤摔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过来之后，他披头散发，满脸黄泥，一身臭水，鞋也跑掉了一只。他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拍手大笑，高喊“中了！中了！”后来，他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才恢复了常态。从此，人们都来巴结范进，送他房屋、田产、衣服、杯盘。范进科举成名，从一个揭不开锅的穷光蛋，成了一个官气十足的“老爷”。
通过这一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毒害。小说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科举制度是怎样地麻痹人们的头脑，使人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生活腐朽。如原本谨慎老成的匡超人，考取秀才便是他堕落的开始，最后完全成为一吹牛拍马、忘恩负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无赖。马二先生，颇有点侠肝义胆，能做慷慨丈夫事。他资助匡超人十两银子，并劝匡超人，说什么“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还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可见胸中只容得八股文选，何其庸俗迂腐？
吴敬梓对封建道德，比如孝悌（指弟弟敬爱哥哥），是很看重的，并作为一种美德，加以宣扬。然而，现实生活又使他看到了虚伪的道德面貌。很多文人都是言行不一，口头上是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又恰好相反。如第5回写王德、王仁弟兄都在教馆，颇有才学，是“铮铮有名的人物”。他们口头上讲的是“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而事实上满心想着的全是雪花银子，有钱到手，便可不顾一切。严贡生为争夺遗产，立嗣兴公，却满口说：“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务必要正名分”。作者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揭露了封建道德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已经完全破产的现状。
此外，吴敬梓还揭示了某些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性。第48回写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一节，最为深刻。王玉辉“做了30年的秀才”，是个“迂拙之人”，他曾经立志编纂一部礼书，一部字典。他恪守封建道德，当听到女儿要为丈夫殉节时，他向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女儿绝食而死以后，他老伴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事后，在他的女儿被族表为烈妇，送烈女祠，隆重祭奠时，作者又写了“王玉辉一到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有时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的行为，是多么野蛮、残酷。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浪子文人形象，如牛浦郎的祖父开个小香蜡店，他因为在甘露庵读书，偷读牛布衣诗稿，便把自己的名字和牛布衣的号刻起两方图章，把牛布衣的诗稿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一心想，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往来。何等荣耀”！还冒名把董知县约到亲家相会，想吓一吓他们。说明了牛浦郎的卑鄙不堪，势利熏心。还有季苇萧、辛东之之流，以游荡为务，居无定所。他们只是以“选文”为名，到处说谎、骗钱、拐妻、吃白食而已。出身豪门的杜慎卿，永远在自我矫饰的优越感中过生活，形成了人格上的双重构造，以至不敢去正视潜意识里的矛盾虚假，名实暌离，表里不一，缺少吐露自己真实思想的勇气。他自诩超然不群，却终日和季苇萧那帮子流氓文人相周旋。他当着朋友的面大骂“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背地里却求媒婆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杜慎卿也是“雅得这样俗”之类。
《儒林外史》也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主张。第一回题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括全文”。显然，这里寄托了作者著书立说的用意，作者所肯定的和歌颂的是王冕和55回尾声同王冕呼应的四大奇人那样的人物。这些人出身市民，有点文化知识，不慕名利，痛恨权势，不与上流同流合污，保持恬淡高洁的品格，甘愿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尤其是王冕，作者侧重写了他以放牛、卖画为生，安于贫贱的品德。他以春秋战国时段干木、泄柳为模范，坚决拒绝官府的邀请，逃避皇帝的征聘。同时，他很有学问，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还有“以仁义服人”的儒家的*见解。王冕的这些特点，大体上包括了吴敬梓理想的主要方面。
吴敬梓塑造的一些正面人物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尊重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不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如庄绍光、迟衡山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封建思想，他们鼓吹“著书立说”、“礼乐兵农”，是地道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化身。又如杜少卿，原是一个豪门公子，极重孝道、轻视科举、轻财重义、不愿受封建礼法的约束。巡抚推荐他进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后来穷得“卖文为活”，但“布衣疏食，心里淡然”，满足于朋友山水之乐。作者曾借另一个人的口称赞杜少卿“品行文章当今第一人”。这些人，如果按封建正统思想看，已经有一些离经叛道了。另外，写王冕卖画为生、杜少卿卖文为生，还有鲍文卿卖艺为生，突出表现了吴敬梓认为自己养活自己是高尚和可贵的思想，用以反对那些依靠出卖灵魂来换取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儒林”人物。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讽刺小说，自从有了《儒林外林》，中国小说“乃有足称讽刺之书”，而又完整全面表现了中国美学传统。除了巧妙地用讽刺文学手法揭示社会变形世界的虚伪性和严重危机，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方式讽刺，以及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外，其结构也独具特点。全书虽然没有整体布局，但书中常以一回或数回，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转移，人物各有起落。有时这一回里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这样的结构，具有短篇与长篇的特长，成为一种独创的文学形式。
《儒林外史》的问世，开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之先河，是清代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