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形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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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15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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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1-24 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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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境内的山地及丘陵占十分之九，群峰竖立，高耸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山间常有暴雨，有时一天之内降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这些雨水顷刻之间泻入盆地，而盆地出口处大都是狭窄的山谷，宣泄不畅，容易造成水灾，冲坏房屋、庄稼，对人民生命财产也有威胁。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因此用力甚勤，所得甚寡。一亩地的收入往往抵不上苏州、湖州等富庶地区的一半。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始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赖江西和江浙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青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如植茶、造纸、制墨、制砚等，形成了徽州土特产丰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唐咸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一文中曾指出，当时的祁门县山上遍植茶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州茶的名目和等级繁多，有胜金、嫩桑、仙芝、来泉、先春、运合、华英等名品茶，还有不及号的片茶八种，散茶则统称为茗茶。这表明宋代徽州的制茶业有了高度发展。
唐代，徽纸就已经成为贡品。到了五代，造纸工艺不断提高，所制徽纸长的可以五十尺一幅，首尾匀薄如一，一些山民甚至以纸为衣。南唐后主李煜擅诗词书画，长期视徽纸如至宝，特辟“澄心堂”来贮藏。南唐覆亡，澄心堂纸落至北宋一些诗人、画家和文学家手中，一时名声大噪，梅尧臣赋诗称赞“滑如春冰密如茧”。欧阳修、苏东坡、宋敏求也曾作诗相赞。宋时，徽州已经成为全国的造纸中心之一，仅上贡纸每年就需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其中还不包括学士院和右漕要纸以及盐、茶、钞引用纸。
徽州制墨始于唐末，河北易水制墨名家奚超、奚廷硅父子*至歙，见徽州的松树品质佳，是造墨不可多得的极好原料，于是居家于歙，专事制墨。奚氏父子用黄山松制成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李孝美《墨苑》)，深受世人喜爱。廷挂弟廷宽、子承宴、孙文用，绵延不断地继承了奚氏制墨家法，并且一代更比一代强，遂致徽墨声誉日高。李后主对奚氏墨非常赏识，特赐奚氏一家为国姓——李，并提拔文用之子惟庆为墨务官。在奚氏一家的带动下，徽州制墨业迅速发展，涌现出耿遂仁、耿文政、耿文寿、耿德、耿盛、朱逢、张遇、潘谷、戴彦衡、吴滋等一大批制墨高手。
歙砚制作始于唐代。开元中，有猎人叶氏追逐野兽至婺源*城里，见石垒如城，莹洁可爱，便带回家，粗琢成砚，温润程度比端砚还要强。后来叶氏将此砚送给县令，县令甚爱，访得名工匠精雕，从此歙砚名闻天下。五代时，歙砚已成为天下瑰宝，梁太祖朱温用以赐人。南唐元宗李壕精意翰墨，歙州太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元宗见砚大喜，擢李少微为砚官，专事督采歙石，并派石工周全从其学习雕砚技艺。宋代，制砚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砚石取材也不再局限于婺源龙尾山，祁门细罗纹石、歙县刷丝石都成为制砚的好材料。宋理宗赵昀的“椒房之亲”谢暨知徽州，每年都要向理宗进贡澄心堂纸、李廷硅墨、汪伯立笔、羊头岭古坑砚，时称“新安四宝”。
木材也是徽州重要的输出品。徽州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有松、杉、梓、械、梧、祷、榆，槐、檀等树种，尤以松、杉为多。每年春汛，徽人伐木扎成木排，沿新安江而下至杭州，然后转运江南各地。其他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还有桑、麻、漆、竹编、香菇、木耳等。
徽州山多田少，因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品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水路的便捷又为商业的发展捉供了可能，输出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徽商逐步成长起来。
徽州商人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两者是有区别的。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即公元1488年前后。
徽商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徽州人经商风气开始形成，人们摒弃了以经商为耻的传统观念，纷纷走出家乡，到外地经商，活跃于各地市场。二是徽州人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大家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其中资本雄厚的商人首领对众商予以财力上的支持，并在业务上加以指导。遇到需要大数量资金的商业项目，也能够协同经营，利润共享。三是“徽商”、“徽贾’’作为一种特定概念的名词，被当时的人所广泛应用。由于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同特征，他们又往往结伙经商，共同行动，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把徽商视为一个群体。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