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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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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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二三四
时间：2022-07-13 17:17
堂号有两种意思，一是清代科举，童生经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成秀才，府考时取中前十名者被列为堂号；二是旧时一户人家的称号。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等等。堂号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牢记祖先的郡望，二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自立堂号。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13 14:25
“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
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陆等为其堂号。
丘姓有“扶风堂”、“吴兴堂”、“河南堂”、“齐郡堂”，其“河南堂”出自丘和、丘行恭父子官居极品，富可敌国，其后裔中有几十位大官，是为河南郡当时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以郡望为堂号。“河南堂”就成了丘和公后裔祠堂的总堂号。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卞姓的“忠贞堂”，来源于卞氏第三世祖卞壸为国牺牲的光辉历史。后来，晋明帝追封卞壸为忠贞公，旌表其居为“忠孝之门”，敕卞氏堂名为“忠贞堂”。卞壸后裔自称“忠贞堂卞氏”，表示对先祖报国忠心念念不忘。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泊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本世纪，名学家兰名钧在长沙创建名运堂，是1999年以“开运姓名研究”的名义创建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