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的序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4 18:16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6 20:26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序温方伊《蒋公的面子》
吕效平 ■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上说，《蒋公的面子》几乎没有给当代中国戏剧带来任何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剧本是模仿的，导演是业余的，主演是几个“80后”。它凭什么博取如此轰动的名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能够把自己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 ■在编剧看来，教授们的道德困境是“永恒存在的”，她把教授们的道德困境这种令人泪下的卑微存在，做得令人捧腹，这是她的大成功处，也是《蒋公的面子》的大成功处。虽然写的是*旧事，但从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说，它实际上是一次对于现代化的展望。 在我开始写作此文的时候，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演出公司告知：7月11-14日上海演出的6场戏票卖完了，一张也不剩了。这是上海的第二轮演出，原计划演4场，出票太好，加演两场，票又卖完了。这6场演下来，就是第78场了。从去年首演到今年7月14日，整整14个月。 虽然在创作之初，我们野心勃勃：要用这个戏与中国当代的大学教育制度对话，与大学教授们的精神状态对话，与中国当代的主流戏剧对话； 虽然在去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那座我们剧中未出场的主人公蒋介石演讲过的礼堂演出第二轮的时候说过，“如果《蒋公的面子》演到30场，它就会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如果它演到50场，就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 虽然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颁奖的那一天我说过，“这个由中国剧协操办的大学生戏剧节剧目的总和也抵不上我们这一部戏”； 虽然我反复地说过，“如果你知道当今中国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戏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它仅仅是一个三年级戏剧专业本科生的习作”……我还是没有料到当代中国对我们这部戏如此热烈的接受程度。目前我们已经走过了上海、广州、深圳、北京、苏州、西安、成都、武汉、长沙、南昌，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一票难求”，下半年我们还将去杭州、重庆、郑州、昆明，还将在北京、西安、成都、武汉演出第二轮，还将去美国，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为华人演出一个月。 有记者问我：“南京有多少话剧观众？”我说：“不超过5000人。”记者又问：“你们在南京演出了多少场？多少人看了戏？”我说：“44场，大约3万人次看戏。”记者问：“多出来的25000人怎么解释？”我被问住了。联系到北京观众的情况，我突然醒悟过来：实际上进剧场看我们演出的观众有一大半大概10年、20年没有进过剧场看戏了，他们和当代中国话剧几乎并不发生关系。确切地说，《蒋公的面子》并不是在吸引话剧市场既有的观众，它的每一场演出都是在给自己开发新的观众资源。 于是，我注意到：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上说，《蒋公的面子》几乎没有给当代中国戏剧带来任何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剧本它是模仿的《哥本哈根》和《艺术》，导演是业余的，主演是几个既缺少演出经验也缺少知名度的“80后”，舞美连灯光一辆五米小货车就装上到处跑了。上海一位教表演的女教师说：“你不就是要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人格吗，可是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有什么呢？”北京一位戏文专业的男教师说：“这个戏的编剧、导演、表演、舞美都没有什么呀，可以在非专业高校演演……”一位戏剧学院的博士生说：“不就是个相声剧嘛，可是比不上郭德刚啊，也比不上周立波。”一位“专业”话剧观众说：“观众太业余啦，有什么好笑的呢？真不懂他们从头到尾笑什么！” 也许，业界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蒋公的面子》 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任何新东西，它凭什么博取如此轰动的名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能够把自己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大把地”赚取赞誉和票房？ 我们的舞美是简陋和粗糙的。它的最大亮点，也许就是根据剧本要求，悬挂的两副对联：一副以“空袭无常，贵客茶钱先付；官方有令，诸位国事莫谈”提示现实，一副以“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描绘理想。除了借助观众的想象提供人物1943年和1967年的两个活动空间这一基本功能之外，它没有任何能够令人为之一振的东西。不料却也歪打正着，对照当今官制戏剧“工程”舞美动辄百万，竭尽奢华，压过表演艺术和剧本内容风头的“时尚”，却也另有“无为而为”的深意。我们在南京江南剧院装台时，剧场工作人员说：“就这辆小车吗？公家剧院看到要哭了。”在广州装台时，剧场工作人员的说法刚好相反：“人家演话剧的要笑死了，他们都是至少三、五只集装箱。” 作为这个戏的导演，我的短项是缺乏导演的专业训练与经验，而我的长项却是作为温方伊创作的指导老师，我比可能的任何导演更懂剧本的人物和立意。索性老老实实帮助演员读懂剧本，塑造性格。 这个戏的演员与剧中人物的年龄、阅历、修养、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相差甚远，表演上有相当的难度。但好在剧本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三位*教授的性格，这就为主要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具体的目标和充实的内容，比较那些叙事、抒情，展示思想但不塑造性格的表演另有一种境界。一年多来，周雨、赵超和高仲玮三位主要演员始终都是努力的，毕竟经历了70余场从未懈怠的演出，和去年相比，他们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根据塑造*大学教授的要求，他们提升表演艺术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如果仅从具体的戏剧情境看，他们已经融入了人物性格，在舞台上真正相信自己的扮演，并且总是能够成功地征服剧场。 总之，这个戏的舞美、导演和表演都在试图消解自己，把自己隐身到剧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里去。因此，对于这个戏的舞美、导演和表演“不作为”的批评实际上都是不无道理的，可以讨论和接受的。 在所有对于《蒋公的面子》的批评中，那些否定其剧本价值的批评，最难藏拙。 自电影出现并成熟以来，尤其是电视普及以后，西方戏剧艺术家一直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当民众纷纷涌向电影院的时候，当家家户户拥有每天播放20个小时以上节目的电视机的时候，戏剧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中国的戏剧界非常熟悉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演员的个人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 中国戏剧界也非常熟悉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首先是法国的阿尔托和德国的布莱希特，然后是格洛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他们把以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从讲述故事、塑造性格的戏剧文学的统领下解放出来，使其获得了独立于文学，甚至高于文学的价值。一面是当代中国主流戏剧仍然沉溺于100年前的陈旧戏剧观念，一面是中国都市的民间戏剧特别热衷于贬低戏剧文学，展示剧场艺术的魅力。当代中国戏剧界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即使是戏剧文学，西方戏剧也找到了一条影视时代的生存之路。这就是把灵活的镜头叙述所擅长的情节信息降低到最低量，而把当场的剧场艺术所擅长的情感煎熬推向极端。这也就是：直接在剧场展示人与人的精神格斗； 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智利的《死亡与少女》、英国的《哥本哈根》、法国的《艺术》和苏联的《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青春禁忌游戏》）都属于这一类戏剧。温方伊并不隐瞒她临摹了《哥本哈根》和《艺术》。和《哥本哈根》与《艺术》一样，《蒋公的面子》也是不怕“剧透”的，因为它把情节简约到了最低量，它所做的比较纯粹的就是几个人物的精神格斗，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衡量这一类戏剧，要讨论的不是它的情节够不够“量”，而是它所表现的人物的困窘和焦虑够不够“度”。有几家电影公司跟我们谈到改编电影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蒋公的面子》仅仅属于剧场，如果不添加情节，它在电影院里是不大会成功的； 但如果添加了情节，它就不是这一个《蒋公的面子》了。 戏有“匠艺”和“才子”之分。“匠艺”之作，看着好玩，看过就忘了；“才子”之作，则在剧场不能“抓人”。温方伊的剧本，兼具匠艺和才气。时任道和卞从周各“诈”了一“和”，这两个“包袱”，可谓匠人把戏。戏剧的“匠艺”之一，是在剧场当着观众的面，把一件几乎决不可能的事情实现了。例如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出征前在威尼斯元老院为自己爱情辩护的时候，奥塞罗夫妇是一对多好的夫妻！倘若这一对夫妻散了，天下的爱情和婚姻真是都靠不住了。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奥塞罗就杀了苔丝德蒙娜。这个“*”的过程，居然如此令人信服，“摸上去一个疤痕都没有”。《蒋公的面子》的成功“匠艺”，是让坚持民主，反对*，跟蒋介石有公仇私怨，绝不肯与其同桌吃饭的左翼教授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在所有对这个戏的批评中，迄今还没有人批评这一“*”的过程不可信。随后，温方伊又把时任道翻了个个，让他重新回到原先的立场。有一个说法：“话剧，就是听聪明人说话。”把话说得聪明，就是才气。剧评人水晶说这个戏“哲学与菜谱齐飞，古籍与麻将共舞”大概也是称赞作者的才气。不过，更重要的才气，是在情节之外，举重若轻地刻画性格。亚里斯多德不主张在情节之外直接描写性格，照他这个原则做出来的戏，应该都是“匠”气重而“才”气薄的。温方伊的才气，在往往用一句话写活了性格。例如夏小山说“你看他难受，就看菜好了”。这类简化了情节，炙烤灵魂的戏剧，比情节含量饱满的传统戏剧更需要描写性格的才气来填满。时任道和夏小山关于他们昔日“绝交”及其治学态度的争吵，非关蒋公的宴请，在剧中实际上是“闲笔”。“闲笔”就是非“匠艺”的，要做得好，须得“才子”。 《蒋公的面子》在文学上多次遭遇的批评，是“它所描写的三位教授低于当代知识界对于*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有人希望这个戏写出“一流”的知识分子，而夏小山为一碗好菜便放弃了“不与不配做校长的校长吃饭”的原则，时任道为几箱古书，便改变了不与欠下血债的*者同桌的立场，他们为“物”所“役”，都不能算一流的知识分子。我在给温方伊他们上课的时候一再讲到：戏剧应该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表现人类在道德上的困境，在伦理能够搞定的时候，戏剧便失去了“诗”的高度，变成道德教化的工具。中国话剧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易卜生的误读，“社会问题剧”被当成易卜生的全部，当成戏剧的正途。因此，中国话剧“战斗传统”的资源远远大于其能拥有的“诗学”传统资源，以致它在从*制度的反叛者沦为维护者时，几乎毫无反省与抵抗的能力。我们创作《蒋公的面子》，意在与中国当代主流戏剧对话，如果我们真的去歌颂所谓“一流知识分子”，描写坚持民主，反对*的道德英雄，我们就会沦为与当代主流戏剧一样的“伦理应用文”，由此而失去与其“对话”的资格。必须把戏做成“诗”，才能获得与当代戏剧“应用文”对话的说服力。怎样才能成为戏剧的“诗”呢？唯一的途径是做成悲剧或者喜剧。一切正剧，都是伦理学或者社会学的“应用文”。悲剧和喜剧，都是表现人在天地间的卑微、荒谬与无奈，表现人类道德的虚伪和无济于事。当我们忧伤地表达这一内容时，我们呈现的是悲剧； 当我们超越了我们的忧伤，理智而幽默地表达这个令人忧伤的内容时，我们便创作了喜剧。我曾向杭州的洛地先生介绍《蒋公的面子》的创意，这位深通戏剧艺术的前辈学者立刻说：“你的大幕落不下来。”他的意思是：如果三位教授最终去和蒋介石吃了饭，这个戏一定是缺乏诗意，令人厌倦的；如果三位教授最终不去和蒋介石吃饭，这个戏也会是缺乏诗意和令人厌倦的。 “给不给蒋公面子”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困境，无论教授们怎样选择，他们都有给自己辩护的理由，也都有自扇耳光的理由。在温方伊的初稿中，时任道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拒绝蒋介石的邀请。然而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变化的人物，怎么能够成为一出戏剧的主人公呢？！可是，当温方伊成功地修改了剧本，令人信服地让时任道说出“去，吃火腿”时，我在排练场却感觉非常沮丧，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错了，我们倒向了当今盛行的犬儒主义。这样的话这个戏还不如不演！幸好，温方伊在第五稿中同样令人信服地让时任道又说出了“我的面子比天大……我的书，你们谁能弄回来归谁，我不要了”的话，使是否吃饭，成了一个无解的历史谜团。卞从周和时任道，一个站在现实的污泥浊水中，一个站在理想的灿烂光环里，他们一面为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骄傲着，一面却也羡慕着对方，焦虑于自己未得到的东西。这便是他们的喜剧性。卞从周和时任道给剧场的观众带来了欢乐，但他们自己却一直在生着气，并不快乐。夏小山的喜剧性高于他的两位同事：除了对把他看成一个“吃货”感到恼火外，他始终是快乐的。世间无大事：书楼被炸，并不值得惦记；绝交书不算什么，还可以再写一份复交书嘛；“不陪不配做校长的校长吃饭”的原则，其实抵不过“昨天我刚在课上对学生说不承认蒋校长”的面子问题；实际上，面子也不一定重要，还有火腿烧豆腐呢！在精神上，夏小山比他的两位同事潇洒和自由得多，但毕竟是大学教授，夏小山还没有完全沦为口腹之欲的奴隶，他还坚持着要蒋介石“把请帖上的校长改成院长或者委员长”的底线。他坚持这个底线的动机，像孩子一样地天真，竟全然没有想到国家元首会更在乎面子。我很高兴《蒋公的面子》 没有做成一个向观众进行道德“喊话”的剧本，而是表现了人的道德困境，实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剧本中的“对话”，并因此而“诗”意盎然。 钱学森先生曾问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60年来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蒋公的面子》 试图参与讨论钱先生的临终追问。大学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教育机构，而且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动力源之一，必须奉行肯定个性，解放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任何以上帝、礼教、国家、阶级、社会，甚至*的名义要求个人屈从和奉献的做法，都是“中世纪”的，反现代性的。于是，我们面对的悖论就是：如果我们的戏剧主人公在选择“给不给蒋公面子”时，其出发点是个人的“面子”与嗜好，他们便失去了对于“权力”的道德制高点；如果他们在选择“给不给蒋公面子”时，以现代化的原则，即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为其出发点，实际上他们就还是消解了“个人”，变成为社会进步而战，这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这个悖论也是我们所无法走出的道德困境。 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察觉到自己的道德困境。囿于宗教或礼教信仰的人，沉溺于乌托邦理想的人，永远不会察觉到自己的道德困境。只有自由而强悍的人类精神才能察觉到人性与人之存在的荒谬。“诗”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达到“诗意”高度的戏剧作品也必然是人之精神的产品。在温方伊看来，教授们的道德困境是“永恒存在的”，她把教授们的道德困境这种令人泪下的卑微存在，做得令人捧腹，这是她的大成功处，也是《蒋公的面子》的大成功处。 但是，这种戏剧的“诗意”也仍然是艺术层面的雕虫小技。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门坎前。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解放。中世纪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权力与个人孰先孰后。《蒋公的面子》虽然写的是*旧事，但从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说，它实际上是一次对于现代化的展望。处于现代化门坎前的权力无比焦虑，它既十分傲慢又无所不在，而站在现代化门坎前的个人却又敏感而“傲骄”。“给不给蒋公面子”的话题慰藉了现代化门坎前那些深感权力傲慢和无所不在的敏感而又“傲骄”的个人。这是《蒋公的面子》的历史机缘。 我们做得很少，历史或许给我们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