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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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8-31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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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4 17:48
一、鄙薄汉唐传注，注重义理阐发
在宋初疑经思潮中，学者们疑经惑古，并开始摆脱汉唐儒者拘囿于对*词句进行注疏的学风，开拓出了“自出议论”的新路子。新学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宋初学者的治学方法，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大义。 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著《书〈洪范传〉后》。”（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在该文中，王安石考察儒学发展历史，抨击了汉唐儒者治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汉唐儒者以章句训诂为学，拘守传注，“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虽然用力至劬，但对于经典中所蕴含的微旨奥义却极少注意。
这种学问，只能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能使之有得于心，因此千百年来，“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王文公文集》卷33，《书〈洪范传〉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在王安石看来，治经的目的就在于发明经典中的圣贤精义，而章句训诂、名物考证仅仅是达到把握、领会经典义理的手段而已，决不能以此为学。汉唐儒者的章句训诂之学使人沉溺于细枝末节的注疏考证，而忽视对经典精神实质的把握，这是儒学发展中的严重偏差。正是这种治学方式导致了异端之学的炽盛，使得圣贤的妙道至言隐而不传，儒学衰微，“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王文公文集》卷18，《谢除左仆射表》）。基于这种认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学派，在经义训释的过程中，采取了与汉唐儒者迥然有别的方法。
新学学者一反汉唐俗儒繁冗琐细的注疏方式，以非常简洁的笔法训释经义。如《周官》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一段，据有关学者统计，郑玄的注释有450余字，贾公彦的疏义竟达3000余言，广征博引，繁冗琐细。在《周官新义》中，王安石仅用了不到300字，就把*解释得非常清楚，非常简明扼要。又如《周官·天官》中“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一段，贾公彦作了350字的注疏，反复繁重，仍使人难得其要旨。而王安石仅以寥寥20字作出训释：“我之治彼也，以此施焉，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1）提纲挈领，明白清晰，完全不同于汉唐儒者的繁冗晦涩（注：参见刘坤太《王安石〈周官新义〉浅识》，《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王安石的《洪范传》钩沉索隐，内容博大精深，然而包括《洪范》原文尚不足一万字，非常简洁明了，“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部迥异汉唐《传》《注》的创新之作”（注：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清人全祖望称赞说：“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胪列了《三经新义》的序文后也评价说：“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
二、立足儒学，公开汲取诸家学术之长
北宋中期，解决儒学的内在危机，回应佛道的外在挑战，建构新的儒学体系已经势在必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从事新的学术体系的创建工作。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必须广搜博采、兼收并蓄，集千古之智，充分吸收、利用已有的各种思想资料，对它们加以改造而融入新的体系之中，否则，就只可能是空中楼阁。可以说，已有的理论思维成果是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基础，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利用是创建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前提。自魏晋以来，儒佛道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渗透，三教之间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任何一家都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两家的影响。欧阳修、李觏等宋初学者在排斥佛道、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佛道之学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长处及儒学自身的不足。新学学者更明确认识到，新的儒学体系的建立，必须要在利用、改造佛道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各家如法家、墨家等学说，也必然会对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一定影响。他们顺应学术发展的规律，兼取诸家学术之长，表现出融汇百家、陶铸己说的会通精神。
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说：“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在这里，王安石指出，长期以来，儒家经典早已出现残缺散佚，如果儒者一味抱残守阙，固步自封，拘囿于儒学门墙而排斥其他学问，视野狭窄，则不可能理解、阐明圣人之道。只有广采他山之石，博取百家之长，才能使儒学不断发展、创新。在这里，王安石阐述了会通诸家之学的必要性，表现出一种兼容开放的博*襟与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同时也揭示了新学学派的治学特点。
新学学者大多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新学著作中，除对儒家经典的训释外，有不少是注释佛道经书的作品。如王安石有《老子注》二卷、 《庄子解》四卷、 《楞严经解》十卷，并曾注《金刚经》 、《维摩诘经》奏进神宗。王芳有《老子注》二卷、《庄子注》十卷，吕惠卿有《庄子义》十卷、《老子道德经传》二卷，陆佃也有《老子注》二卷、《鹖冠子解》等。王安石还多次与友人书来信往，讨论佛学问题。如《答蒋颖叔书》《答蔡天启书》等，均为主要讨论佛学义理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王安石于佛典之中纵横驰骋、旁征博引，佛学的范畴、理论，信手拈来，毫不勉强。这些都不是对佛学经典有肤泛了解者所能达到的。由此足见王安石等对佛学典籍的了解与研究之深入与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