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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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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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意
淳于意 (约公元前205—?)临淄人，西汉初期著名医学家，因曾任齐太仓长，故人们尊称他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热爱医学，曾拜公孙光、公乘阳庆为师，学黄帝、扁鹊的脉书、药论等书，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
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到，宽免了淳于意，且废除了肉刑。
淳于意诊断疾病，注意详细记录病案。他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
针灸技术，在《诊籍》中已见有效地应用。
淳于意不但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传播医学的教育家。他广收弟子，精心传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就有宋邑(临淄人)、冯信(临淄人)、唐安(临淄人)、高期、王禹、杜信等6人。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说：“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补: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http://ke.baidu.com/view/3240.html
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邓州市穰东镇，一说今南阳）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
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P>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
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
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
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
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http://ke.baidu.com/view/15063.htm
葛洪
http://ke.baidu.com/view/27971.htm
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 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 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 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⑦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 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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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5 06:23
张仲景 汉末著名医学家。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经钻研《内经》、《难经》及《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卒（杂）病论》。其书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其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倡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了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施治方法，总结了汉以前民间医疗经验，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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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5 06:24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及星体运行情况，西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后来，刘歆又作「三统历」，到了东汉，天文学家已经知道日蚀的原因，刘洪还撰写「干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此后历法便以这些作品为基础加以发展，由于气象知识的累积、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使运气学说、病因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数学、物理学、炼丹化学及农学中反映的作物栽培与温泉温室的利用，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医药学提供理论知识和素材；此时期的宗教思想，神仙方士因鼓吹神仙的存在，可使人长生，并利用一些方术或养生保健及治病的方法得到帝王的青睐，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无功而返，汉武帝求仙五十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始终没有得到，这些失败的例子并没有导致神仙思想消灭，反而以*形式逐渐演化，形成「蓬莱」和「昆仑」两大派系，在当时社会上继续流传；汉代官方也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因此形成一股「经学」之风，其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但经学内部却分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彼此展开激烈的斗争，自从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建立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之后，使儒家学说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并向西汉武帝提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利用儒家学说来巩固封建秩序，此后儒家取得文化正统的地位，影响整个社会至东汉；战国末期的「谶纬之说」（利用封建迷信观点，以宗教预言来解释儒家经典），到了东汉更为兴盛，儒生与方士合流，把谶语和纬书结合在一起，以制造谶纬之书的方法，来宣扬符命之说，章帝时，进一步把谶纬之说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大会诸儒于白虎观，着《白虎通义》，使谶纬之说发展到顶峰，宗教神学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当儒家思想渐渐走向神秘化、宗教化的同时，司马迁、扬雄、王符、荀悦等人，与神学迷信展开论战，并引述医药史料来阐发哲理，这些思想观点对医药学发展产生有力的导向作用，两汉的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对医事制度、医学人物、临床医学、诊断与治疗、药物、卫生习俗、少数民族医事等都有不少记载，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收载了一些反映当时医药卫生的珍贵史料。
秦汉时期由于医事制度日益完善、医史文献的积极整理研究及国内外医药交流频繁，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以伤寒、内科杂病和外科最为突出的临床医学，更带领我们进入中国医药学史上的第一高峰；西汉名医淳于意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在《诊籍》中，详细记载内科杂病患者之各种诊疗资料，反映出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也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则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方面，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一套理、法、方药齐备，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体系，建立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四诊、八纲、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为内科学的发展格局构成了相对固定的理论框架；除此之外，被尊奉为「外科鼻祖」的华陀更创用「麻沸散」以施行外科手术，深深启发后世的外科医家的学术思想；而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也在此时期出现，它阐述许多中药学的基本理论，总结东汉以前药物学家和民间用药经验，记载三百六十五种药物，提出药物的「三品分类法」，除了为药物方剂学体系奠定初步基础，更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http://ke.baidu.com/view/3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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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5 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