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郭沫若和徐志摩诗歌的特点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6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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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7 01:31

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之一，浪漫主义自古就有 “ 风 * 并举 ” 之说。它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坛，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新诗的繁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作家，其中以郭沫若、徐志摩为代表。他们对新诗的探索与创作深为后人称道，尤其是那种激情的展示、个性的张扬，充分地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郭沫若早年曾留学日本，作为创造社的主将，他广泛地接受了尼采、惠特曼、泰戈尔等的主张，更多地接受了欧亚大陆新文学的影响，同时深受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那种以瑰丽的想象、豪放的气概、爱国激情见长的文化底蕴的启发，讲求文学的 “ 全 ” 与 “ 美 ” ，强调文学对社会的重大使命。徐志摩则留学英国，作为 “ 新月诗派 ” 的盟主，主要接受了英美现代派的影响，同时还秉承了中国婉约派作家清丽、流畅的风格，崇尚艺术至上，重视个人心灵的展示，认为诗是从 “ 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留出来，性灵里逃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 ” 。 [1]他们同处于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对旧的扬弃、对新的追寻、对人生的关注、对自身的困惑 … … 往往以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自我表现，使他们显露出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并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的两个方向。如果说胡适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人，那么他也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良而已，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白话诗，而郭沫若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才称得起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郭沫若、徐志摩的出现使浪漫主义在现代诗坛上呈现出连贯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就开始了浪漫主义创作的尝试， 1921年组建创造社，与文研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用饱满的激情去歌颂新事物（如《女神》），使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并存，成为当时文坛的两大主流。到了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一些诗人对诗歌理论的误解，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开始否定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然而他们前期的创作毕竟给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时徐志摩则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大旗，在他诗歌创作前期明显地接受到郭沫若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响（如《志摩的诗》），并且十分推崇郭沫若的诗作， “ 每次有人问我新诗里谁的最要的，我未有不首推郭沫若的 ” [2]。只是在此之后，他经历了一个 “ 自剖与云游 ” 的时期（包括《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消失了昔日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力量，由描绘 “ 超人 ” 到 “ 小人物 ” ，悲观情绪笼罩诗人的心，于是更顽强地紧抓住 “ 爱 ” 的观念不放，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方向。　　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旗手，郭沫若与徐志摩在诗歌形式上的创新与尝试对于当时诗歌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凤凰涅》是郭沫若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诗人借用有关凤凰 “ 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 ” 的传说，象征旧中国和诗人旧我的毁灭以及新中国和诗人新我的再生。首先诗人冲动式、狂热式、汹涌式的抒情方式就是对传统儒家 “ 思无邪 ” “ 温柔敦厚，怨而不怒 ” 的 “ 诗教 ” 的否定，完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束缚，形式自由解放，富于变换。全诗的结构完全随着诗人感情自然宣泄的需要，诗节没有任何限制，或长，或短，诗行也参差不齐，押韵也不严格。通过凤凰无情地批判否定旧的宇宙和人生，不顾凡鸟的嫉妒、嘲笑而义无返顾，无保留地焚烧旧我，以及更生后的无比美好和欢乐，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深情，对旧世界的极大痛恨和对祖国新生的热切追求，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弃旧图新的深刻哲理。在《凤歌》和《凰歌》中，诗人为了宣泄情感，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有时为了强化某种情绪，又采用了叠句或复沓，从而形成奋发向上的旋律，有力地强化了主题。可以说，《凤凰涅》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真正体现出了新诗形式的自由奔放。其次，奇丽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造就了诗歌壮观的景象、宏大的气势。诗人在旧有的神话故事中加入自己独特的创意，尤其是勾画出凤与凰衔木自焚在烈火中更生的图景。　另外，象征手法上的巧妙运用也是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色。在《凤凰涅》中，郭沫若将凤凰、孔雀、家鸽、岩鹰等都赋予了深意，用动物的言语展示当时人生的侧面。而在徐志摩的诗中，一阵风、一片叶都有它特别的表意。在他们的诗中，都有着 “ 泛神论 ” 的展示，宇宙万物人格化的处理，成为直接抒情的对象，展现了奇丽的夸张、丰富的想象。并且大量使用第一人称的创作，使得个性张扬，无论是汹涌的激情还是细腻的柔情，都情感展露。他们对新诗形式上的探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郭沫若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为基点，基本完成了由白话诗到自由诗的转变，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徐志摩则更是致力于新格律体的探索，力图在形式上、音韵上、意境上达到一种完美。他的新诗创作实践了闻一多诗歌创作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的主张。他对新诗的贡献尤其是在音乐美上。他认为音乐是诗的血脉，音乐美的主要内容是诗的 “ 内容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 ” ；音节基于 “ 真纯的诗感 ” 和 “ 诗意 ” ；行数的、字句的整齐与否决定于音节的波动性，如他的《沙扬娜拉》同时，文体的优美与辞藻的华丽也是他在新诗创作的成就，象他的《我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飞》、《再别康桥》等诗篇都显示了他的风格的柔细与轻灵。　　当然，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以激情入诗的郭沫若自己也谈到 “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 … … 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嗜好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便借了诗歌这支芦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 Impulsivist， … … 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一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 ” 。 [3]郭沫若注重创造，曾提出 “ 艺术家不应该是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 [4]。他讲求诗歌创作的 “ 全 ” 与 “ 美 ” ，讲究文学对社会的重大使命，他的视野往往在于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腐朽、倒退的大胆诅咒；对新生事物的颂扬，对革命的热情支持。他强烈的政治感，使他那些极有成就的诗作无不显示出时代的精神，反抗与创新并存，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活、对人生的探求，认为 “ 文学是反抗精神底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 ” ， “ 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 ” [5]。还是他的《凤凰涅》的《凤歌》在一种一泻千里、汪洋自恣的激情中展示了诗人的才华。同时诗人还主张抒写自我、自然流露， “ 我自己对诗的直感，总觉得以 ‘ 自然流露 ’ 的为上乘，若是以 ‘ 矫揉造作 ’ ，总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 ” [6]。总之，诗人往往要在诗中表现其对一种终极理想的设计与追求，对理想人格的皈依，是诗人的理想世界、革命主张的变形处理。在他的诗作中让人感受到主题的古典性，人类生活的最终应是光明与幸福。　　作为 “ 爱情诗人 ” 的徐志摩则是崇尚艺术至上，以 “ 纯粹 ” 的艺术追寻个人心灵的轨迹。而他思想的驳杂也使他的创作有较大的差异。 “ 我的思想 — — 如其我有思想 — — 永远不是成系统的。 ” [7]不过，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还是支配他的决定因素。他的创作前期，一方面他在努力建立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幻想世界，一方面则是对他所仇恨的现实的批判。象他的《这年头活着不易》：而到了他的 “ 自剖与云游 ” 时期，气势宏伟的 “ 反叛 ” 诗体逐渐变了样，已没有了浪漫主义艺术所特有的咆哮的海浪和骤雨狂风，大自然成了徐志摩苦闷心灵的灵化栖身处，在他的诗作中更多的是高度悲剧性的灼热的忧患与痛苦（如《毒药》、《婴儿》），要么则是对那种理想的爱的执著追求，使他的诗歌慢慢相离于现实矛盾，更多地是内化为一种情绪，一种人道的自由的美的情绪。正如胡适对他的评价那样， “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 ‘ 单纯信仰 ’ ” ，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 ‘ 单纯信仰 ’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 ‘ 单纯信仰 ’ 的实现的历史 ” [8]。　　在形式上与意境上，郭沫若与徐志摩的创作风貌也各有特色。郭沫若的诗往往注重内在的气韵生动，而不太大讲究形式的齐整，不受格律、音韵的限制，受到惠特曼的影响。常常是以激情为先导，任意宣泄，根据情感的需要决定诗句的长短，章节的变化，并且吸收了 “ 楚辞 ” 的特点，注意语气词的运用，加强情致的抒发，并且注意运用一唱三叹的手法，使得意境上真正遵循了 “ 全 ” 与 “ 美 ” 的艺术要求，给人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与一个立体的动感的世界层面，一幅自如的狂草书卷。然而一些诗作的过于散文化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遗憾。徐志摩的诗作则融合了中西方的传统，注意形式与神韵的和谐，他在谈到译诗中指出 “ 诗的难处不是单是他的形式，也不是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象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 ” [9]。徐志摩的诗让人感到细腻、流畅、清新、动人、沉静、典雅，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给人绵绵的意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极美的抒情空间。　　以 1926年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为标志，创造社成员开始自觉转向，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以徐志摩为代表的 “ 新月诗派 ” 也因远离现实，而最终消却，但这股清新、强劲的风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中功不可没，涌现出一批像成仿吾、冯乃超、朱湘等一批优秀作家，还影响了像臧克家等青年作家。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完成了由白话诗到自由诗的跨越；徐志摩等 “ 新月诗派 ” 的诗人通过新格律体回避了先时诗歌过于散文化的通病。他们的创作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新诗的繁荣，那些浪漫主义风格的探索与典范之作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作家，正是他们促进这真正意义上的新诗的诞生，并继续延续向前发展，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诗坛出现了辉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