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火烧着的枝条为什么动来动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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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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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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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22:48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各个文化发源地先后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这时的经济生活已不仅是采集和渔猎，而且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人们开始过起较安稳的定居生活。生产的发展与生活的提高都需要更多更好的工具和器皿，如烹饪器、提水器、粮食贮存器以及像纺锤、纺轮之类用石料不便磨制的工具。陶器的发明正适应了社会生活发展的需求，它的出现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陶器是怎样发明的？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有人设想：可能是人类先发现了粘土的可塑性，把它捏制成型，做成可爱的动物或崇拜的神灵偶像，一经晒干或偶尔落入篝火中，发现它变硬，不再怕水，于是进一步联想到捏制适用的器皿。又有人认为：最古的生活器皿有用枝条编制的，古代的人为了使其耐火和致密无缝，往往在器内外抹上一层粘土，在使用中，这些器皿一旦被火烧着，木质部分被炭化了，但却发现粘土部分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变硬，仍可使用，从而得到了制陶的启示。当然，各地区的陶器，其产生的过程也不会完全遵从相同的模式。但无论如何，取得完整的制陶经验，在古代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
制陶的原料是粘土矿物，它的主要成分是长石和石英，还有少量的云母和赭土。当人们把粘土坯放入烈火中焙烧，达到一定温度时，泥坯中的这些成分就会起化学反应，生成少量的玻璃相，这些玻璃再把其他组分粘结起来，于是形成一个烧结的整体，一种新的物质。烧结所需的温度与粘土的成分有关，对同一类粘土，焙烧温度越高，当然烧结程度也越大，也更加坚硬。所以原始陶器是人类利用火，通过化学过程改造自然，制造出的第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质，堪称人类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图1-1及图1-2)。
在我国陶器的演进过程中，陆续出现了如下各类型的陶器。
(1)红陶与彩陶
我国最原始的陶器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发现过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从中掘出了数十块陶片，质地粗糙，厚薄不均，凹凸不平，混杂着石英砂粒，松脆易碎，胎色以红褐为主，也有局部呈红、灰、黑三色相间杂的，这是火候不匀的体现。这些都说明它们是简单地用手工捏成、以篝火烧制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也出土过类似的原始陶器。
图1-1 泥条盘塑法制陶器(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
在大约距今6000多年前，原始陶器进步成为红陶，因为这种陶器的基色是灰红色或红褐色的。它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彩图1)。如果把它们与原始陶器对比，可以看出有以下一些进步与特点。其一，质地较细，说明选料时对粘土经过了淘洗和澄滤；其二，厚薄均匀，器皿造型端正，对称性好，说明在制坯时大概已琢磨出泥条盘塑法和泥条圈塑法；其三，这种陶器上常常有彩绘装饰，那些图案是当时人们生活中某些方面的写照，是研究原始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因此也很有历史价值。这种有彩绘的红陶又称为“彩陶”(图1-3)。其涂料经过科学检测，红褐色条纹是用赭石粉，即天然赤铁矿粉着色的；黑褐色是用铁锰矿石粉着色的；白色条纹是用白土(主要成分是硅酸铝)着色的，这是我国先民使用矿物颜料的开端；其四，器物质地均匀，硬度较大，表明焙烧火力均匀，温度达到了900℃以上，所以我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已经有了烧制陶器的窑了。 图1-2 利用陶车制陶器(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
图1-3 各种彩陶(采自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在西安半坡遗址已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窑场。当时的陶窑大体可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图1-4)，而以横穴窑较为普遍。横穴窑的火腔位于窑室的前方，是一个略呈穹形的筒状通道，后部有三条大火道倾斜而上，火焰由此通过火眼达到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直径约一米。火眼均匀分布于窑室的四周。竖窑的窑室则位于火膛之上，火膛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亦以数股火道通于窑室。当时烧窑的燃料是木柴。这两种窑相比，竖窑较为进步，因窑室内火力均匀。陶窑当然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改进才逐步完善的。 图1-4 原始陶窑(采自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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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在白陶、印纹硬陶及釉陶的制作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如原料的筛选、淘洗精制、加工制泥、拉坯成形以及入窑烧制等的工艺过程都借鉴于各种制陶工艺，或者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瓷器与这三类陶器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即在原料选取和烧成技术上有了飞跃进步和突破。那么具备了什么条件才算是瓷器了呢？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尽管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然而公认的有这样几项：第一，胎体原料应是白色的瓷土，这种粘土的主要成分是长石和石英，它以Al2O3含量高、碱性氧化物含量低、Fe2O3含量格外低(一般在2%以下)而区别于陶土，所以瓷胎是洁白的。第二，必须是在高温下烧成，一般中国古瓷的烧成温度在1150—1300℃，胎体基本烧结。但各地所产瓷土成分不同，烧成温度也不尽一致，所以主要看它是否烧结。第三，表面施有一层玻璃釉质。第四，器物烧成后吸水率小于1%。这与烧成温度有关，温度高，胎体烧结程度高，吸水率当然也就降低了。第五，胎体坚硬，壁薄，敲击时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十分悦耳，而且对着日光照看时，似有半透明之感。这些条件以前三项化学因素最为基本。可见白陶、硬陶、釉陶的发明，就在这些最基本的方面为瓷器的创制准备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条件。
瓷器的出现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在商代时青釉器出现了。这类器物的胎体成分有相当大的差别，其中有的接近于瓷土，含铁量小于3%，胎色呈灰白、淡黄、灰绿或浅褐色，烧成火候一般高达1200℃，胎体基本烧结，断面还往往闪现贝壳光泽，吸水性也相当低，石灰釉与胎体的结合相当牢固。这些特征表明青釉器基本上符合了瓷器的条件，本质上已体现了瓷器的要求，只是在胎质的白度以及釉的均匀性和透明度方面还有待改善，所以目前有些陶瓷史家倾向于称这类青釉器为“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时期逐步演进成为真正的瓷器。这种早期瓷器的釉料仍然是简单的石灰釉，尚没有人工特意添加着色剂，仍呈青色(还原气氛中烧成)，所以称青瓷。1924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曾出土了东汉和帝时烧制的早期青瓷。此后，在遍及大江南北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东汉、三国、两晋时代的青瓷器。其中，在南京赵土岗东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和南京清凉山另一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羊被视为汉晋时代青瓷的上乘作品。但这时期的青瓷器主要是明器，尚未进入广大百姓家中。对汉晋瓷的研究结果表明，制瓷技术较之原始瓷有了两大进步：其一，胎体的瓷土原料中酸性和中性氧化物SiO2、Al2O3的相对含量增加了，碱性氧化物CaO、MgO、K2O和Na2O等都相对减少，这就要求青瓷的烧成温度至少要在1200℃以上，所以其胎骨的玻璃化程度提高，质地更为坚硬，也更少变形；其二，青釉颜色已较纯正，这就要求青瓷石灰釉中含铁(FeO)要控制在1～3%之间，而且要严格掌握窑温和通风状况。含铁过高或通风量过大，都会有较多的铁质处于Fe2O3状态，那么就会使釉色变黄甚至呈暗褐色。这就表明，两晋瓷工对瓷土和釉料的选取已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严格的掌握。
此后，瓷胎的原料和加工就没有多大本质的变化了，世世代代瓷工的精力则主要致力于釉质、釉色和彩绘工艺的提高，并不断推陈出新。
中国古瓷以其质地细腻、釉光莹润、色彩丰富而蜚声中外，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和欣赏；又因其历史悠久，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成就，因此受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精心研究。而陶瓷学家、化学史家则在欣赏这些艺术珍品的同时，更加关注各代瓷器胎质、釉料的成分，着色剂的原料和加工，绚丽色彩的成因，窑温和气氛的控制及其对釉彩的影响机理，即制瓷工艺中的化学内涵，因为它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化学成就。而且加强关于古瓷的理化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国制瓷工艺的优良传统，发展现代瓷品，也是至关重要的。
(1)五光十色的颜色瓷釉
中国瓷器釉料自原始瓷器出现，长期使用高温石灰釉。根据对历代高温釉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鉴于绝大多数含Al2O3很高，一般在10～15%，可以判断釉料主要是用石灰和白色粘土混合而成的。据说宋代汝窑竟以玛瑙代替瓷土制作釉料，而玛瑙则是相当纯净的石英了。这类石灰釉的烧成温度需要1000℃左右。及至辽代和南宋时期，辽阳江〔gang刚〕官屯窑黑釉瓷和龙泉窑青瓷中又出现了石灰一碱釉，即往釉料中又添加了草木灰(富含K2CO3)，这种釉的特点是高温下其粘度较大，不易流釉，所以釉层可以较厚。因此中国传统的高温釉料中，碱质成分主要是CaO、K2O和Na2O，中性氧化物为Al2O3，酸性成分是SiO2。及至明代，中国瓷品中又出现了一些低温釉。一种是继承了传统的铅釉，这是中国低温釉的主体；另一种则是以牙硝(实际上主要成分是KNO3)代替黄丹做为助熔剂的低温釉，例如某些成化黄釉。但低温釉硬度较低，易磨损出现划痕，化学稳定性也较差，易受水、空气中碳酸气及酸雾的侵蚀，出现光晕现象，所以应用不普遍。
在中国古瓷高温颜色釉中，以青釉、红釉、黑釉和蓝釉占主要的地位，而白釉是取得各种绚丽釉色的重要基础。白度很高，加入着色剂后才会色泽鲜艳纯正。大约在唐代时，我国白釉的工艺水平已经很高，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的邢窑、四川大邑窑的白瓷素净莹润，都遐迩闻名，选用的瓷土质地精良，釉中含铁量极低(小于1%)，淘洗工序想必也很严格。这就为唐代以后各种颜色釉和彩绘瓷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青釉的呈色剂是氧化铁，初时它是釉料中固有的杂质，烧成的色调当然很难控制。及至唐代以后，瓷工已逐步能根据经验，以白釉为基础，通过添加赭石来调节釉中的含铁量。青釉的呈色作用则是釉中所溶解的FeO产生的，因此其色质的纯正、鲜艳主要决定于釉中FeO/Fe2O3的比值，显然比值越高，青绿色越加艳丽，比值低则泛黄。所以青釉的完全成熟在于创造出窑内烧成气氛的强还原性。宋代浙江龙泉窑的青釉瓷釉面晶亮，透明如镜，其代表作品粉青釉器和梅子青釉器，色泽葱翠如梅，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堪称巧夺天工的人造青玉。
高温红釉初时大概是以孔雀石〔CuCO3·Cu(OH)2〕或胆矾(CuSO4·5H2O)为呈色剂，当瓷品在窑内强还原气氛中烧成时，因釉中产生出单质胶态铜而呈现出红色。宋代钧窑瓷是红铜釉器的先声。但钧瓷外观并非呈全红色，其背底的釉色却是浓淡不同、具有荧光一般的蓝色，所以从通体看，这类红釉瓷品的釉色美似碧空中的晚霞。据近年的科学检测，这种奇特的乳光现象和幽雅的蓝色光泽的呈现是由于在透明的釉层中悬浮着无数球状的、富含SiO2的玻璃分散相。由于分散相的粒度介于40—200nm之间，比可见光波长要小得多，因此会更强烈地反射短波长的蓝紫色光，从而呈现出美丽的蓝色乳光。这种釉在化学组成上的特点是Al2O3含量低，SiO2含量高，还含有0.5—0.95%的P2O5，表明釉料中可能曾掺加了磷灰石一类的物质。到了元代时，江西景德镇的瓷窑则初步烧成了红釉器，但只是盘、碗等小件器物。及至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公元1403—1435年)，景德镇终于烧出了通体鲜红的铜红釉器，釉层深厚滋润，十分可爱，有“宝石红”、“祭红”、“霁红”等名称。烧制这种瓷品难度极大，不仅要严格控制烧成气氛，而且在铜分的配料上，一定要掌握住极恰当的比例，因此当时掌握这种技术的工匠极少，所以在嘉靖以后，铜红釉技艺一度失传。直到清康熙晚年，这种工艺才得到恢复，所烧成的红釉器称为“郎窑红”，比明代的红釉更加赏心悦目，具有鲜艳夺目的玻璃光泽，红色淌漾欲滴，其垂流的痕迹犹如滴血，因此又有“鸡血红”或“猪肝红”之称。
高温黑釉的着色剂是氧化铁，釉中含铁量可高达5—6%(以Fe2O3计)，北宋浙江武义窑黑釉中含铁甚至高达9.54%。在高温还原气氛中氧化铁处于Fe3O4状态，因此釉层呈黑色或酱色。这种釉中还往往含有微量的其他呈色金属氧化物，例如MnO、CoO、CuO、Cr2O3等，可能是从铁矿粉引入的，它们对釉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纯黑釉当然不会使人有什么赏心悦目之感，但其中有一类“结晶釉”却引起了国内外陶瓷家们的极大兴趣。例如宋代福建建阳窑烧成的所谓“油滴斑釉”、“兔毫斑釉”就是这类黑釉中颇负盛名的杰出代表，是宋瓷中的一朵奇葩。在油滴釉的面上，有许多形似油滴、具有金属光泽的银灰色圆珠，很像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所以日本人称这种釉为“天目釉”。兔毫斑釉的面上则有银灰色细丝，有的像羽毛，有的像树枝，又有的像丛丛兔毛，有的则呈放射状的针束，十分别致有趣。据近年的科学检测，“油滴”、“兔毫”本身的含铁量较其周围的玻璃体要大10倍左右。以显微镜观察，这些小“油滴”、细“兔毫”实际上是由一群密集的粒状或纤维状的赤铁矿(Fe2O3)和少量磁铁矿(Fe3O4)小晶体所组成，所以陶瓷科技专家们初步判断，“油滴”、“兔毫”的生成是由于瓷釉在烧成后冷却时，这些地方的氧化铁呈过饱和状态而析出结晶所造成的效果。至于“油滴”、“兔毫”形状不同，这与氧化铁的过饱和程度和窑温冷却的速度有关。
高温蓝釉在元代才出现，起呈色作用的是CoO，所用的着色剂是黑色钴土矿粉，我国叫它作“珠明料”、“画碗青”。初时，我国各瓷窑采用的都是国产珠明料，是一种含钴的软锰矿。到明代永乐、宣德以后，又先后从国外引入了“苏麻离青”、“回回青”等青花料，它们则是一种含铁镍的钴矿。由于分别受到MnO和Fe2O3—NiO的影响，两种蓝釉色调有所不同，前者色调幽雅，后者浓艳。要烧好这种蓝釉，控制好窑内气氛是很重要的，在釉开始熔融后必须造成还原性气氛，而在后期阶段须要中性。在保定曾出土一个元代宝石蓝釉金彩碗是这类瓷品中的精品。
《天工开物》一书对明代瓷釉工艺有翔实记载(图1-5)。
瓷品的低温颜色釉应用较少，主要的有绿、黄、红、紫四种基色。
图1-5 明代制瓷(采自喜咏轩版《天工开物》)
低温绿釉主要是继承了传统的、以铜为呈色剂的铅釉。自宋以来，已有专门的商品铜花(清代北京产的铜花是一种灰黑色粉末，主要成分是Cu2O和CuO，还有少量的金属铜、SiO2和Fe2O3、Al2O3，总含铜量约96%，其中Cu2O占79%)代替孔雀石矿。此外，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有一种孔雀绿瓷品出现，叫作“法翠瓷”，也是以铜花为着色剂，但以牙硝为助熔剂。用这种釉料烧成的铜绿釉可达到翠绿的程度，与孔雀羽毛相似，碧翠雅丽，格外讨人喜欢。它显然是从“法华陶器”发展来的。初时，在晋南盛行一种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地方风格的日用釉陶器，是以解州一带的特产牙硝来制作低温釉。其中以铜花着色的称作“法翠”，以青花料着色的则叫“法蓝”，通称“法华器”。 低温黄釉的呈色剂主要是矾红，故称“铁黄”，釉中的Fe2O3含量大约在4%左右，在强氧化气氛中烧成，烧成温度在800—900℃。但直到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烧成的低温黄釉，其色调才呈现真正的纯黄，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的最高水平。其中一些是属于牙硝釉的。及至康熙以后，又出现了以Sb2O3做呈色剂的锑黄釉，不过这个品种是从国外传入的。 紫色低温釉出现很晚，直到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才出现在“素三彩”上。其主要呈色剂是氧化锰，而微量的铁和钴起着调色的作用。根据近代景德镇的配方，这种含锰的着色剂称做“叫珠”，也是一种含钴的软锰矿，产于江西赣州，是黑色硬块。 我国传统的低温红釉的呈色剂是“矾红”。制造矾红的原料是绿矾，即硫酸亚铁(FeSO4·7H2O)。把绿矾焙烧、漂洗后便得到极细腻的“矾红”粉Fe2O3，颜色朱红，十分艳丽，而且价格便宜。嘉靖时期的矾红釉分两层，下层是高温石灰釉，上层是用矾红着色的铅釉，约含10%Fe2O3，而矾红颗粒是悬浮在上方釉层的表层，所以这种红色是Fe2O3呈色的，而不是溶解在釉料中的Fe3+。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后，在景德镇的瓷器中，又出现了一种金红釉。这种金红色料的配方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它是以SnCl2或金属锡溶入黄金的王水溶液而还原出的一种紫红色锡酸金(Au2SnO3·SnO2·4H2O)。这种红彩是釉层中胶态金发挥的呈色作用。 (2)瓷器彩绘中的化学 中国瓷器上的美术装饰在宋代以前是讲究刻花、划花和印花，比较单调。自北宋磁州窑发明用毛笔蘸颜料在釉面上彩绘以后，为瓷器上的艺术加工开创了新的境界(图1-6)。 彩绘实际上从唐代就出现了。当时长沙瓦渣坪窑就有褐、红、绿等色的釉下彩绘，但那时还只是很个别的。磁州窑瓷则是一种釉下黑彩，是用铁矿粉来描绘的。产量和作品固然很多，然而也不过流行于北方局部地区的一些瓷窑，由于图案、绘画的条纹为黑色或酱色，不很艳丽，作品也主要是瓷枕、瓶罐一类的中低档日用品，所以仍未被视为艺术珍品。直到釉下青花和釉里红瓷品问世，才引起了轰动。 图1-6 瓷器的彩绘(采自《陶瓷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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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土文物的考查，从全世界来看，无疑古埃及是最早发明玻璃的国家。在那里发掘出的最古老的玻璃制品是公元前3400年“前王朝时期”的制品。在尼罗河沿岸盛产石英砂，亚历山大里亚附近埃及湖畔则盛产天然碱，利用它们的机会是很多的，在偶然中就会烧炼出玻璃。例如陶工们把方解石或白云石粉与天然碱一起掺入粘土、石英砂粉中做为陶衣浆时(以求美观)，结果在窑中就会出现流落的釉滴，也就是玻璃珠了。这种玻璃的基本组成显然是Na2O—CaO-SiO2，即所谓钙钠玻璃。古代时，这类玻璃的烧制技术从埃及传到地中海沿岸、波斯、西亚两河流域和印度，大约在汉代时期传入我国。总之，这类玻璃在世界各地普遍生产、流传着。
中国传统的古玻璃则自成独立的发展体系。近数十年来，在河南、陕西、山东都曾从西周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玻璃管珠，特别是湖南博物馆在长沙、衡阳、常德、湘乡等地的古墓中发掘出了大量战国、两汉时期的玻璃，主要是一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礼器、具有中国文学和道德观念的印章，其上多有具中国民族装饰特点的纹饰及图案，表明是华夏祖先制作的。这些玻璃的化学组成与埃及和其他古老文明地区的玻璃截然不同，都是属于PbO—BaO—SiO2或PbO—SiO2体系，即是用PbO作助熔剂的玻璃。如果再检测唐宋时期的玻璃，便会发现又出现了PbO—K2O—SiO2体系的玻璃。总之，一个以PbO为助熔剂的独特玻璃体系始终在中国古代流传着。
我们推测，这种铅基玻璃的发明不是来自制陶工艺的启示，而是源于冶金的经验。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到的铅钡玻璃绝大多数出于楚地湖南的事实来分析，那个地区自古是盛产铅的地区，现又已查明所利用的矿种是方铅矿，而这类方铅矿还经常与重晶石(BaSO4)共生。可以设想，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当用陶质坩埚、土釜氧化焙烧这种方铅矿时，当氧化铅生后一旦与陶器内壁的粘土成分接触，容器壁又有800—900℃的高温，就会在埚、釜壁上生成一层润泽、晶亮的铅釉，从而使工匠得到最初的启示。这种铅釉经敲击脱落下来，很像玉石，于是他们便会逐步有意识地利用铅矿煅灰混以粘土、石英砂一起熔炼，就成为我国最早的玻璃。如果所利用的方铅矿中混有共生的重晶石，那么所得到的玻璃中自然地就会有BaO的成分了。
及至东汉时期，为了制得更纯净、透明的玻璃，开始用人工铅丹(Pb3O4)或黄丹(PbO)来制造玻璃。这两种氧化铅都是用金属铅经氧化制作的，或先制成铅粉〔PbCO3·Pb(OH)2〕再焙烧成铅丹、黄丹。因为矿石中的BaO成分在冶炼铅的过程中不可能被还原进入金属铅，因此用铅丹、黄丹烧炼出的玻璃不可能再含有BaO了。所以此后制造出的铅玻璃就变成PbO—SiO2体系的了。到了唐代以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PbO—K2O—SiO2体系的玻璃，即增加了K2O的成分，这正是铅丹工艺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原来的两种制铅丹法不够经济或效率太低，到唐代时便出现了以金属铅加硫黄再加硝石(KNO3)一起合炼制作铅丹的工艺，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很快推广。例如中唐时期问世的炼丹术著作《丹房镜源》就记载：“凡造丹(黄丹)用铅一斤，硫二两，硝一两。先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小块，续下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下少许硝、黄，沸尽黄亦尽。炒为末，成黄丹。”显然，采用这种新工艺所得到的黄丹中必然含有大量的K2SO4，用它烧炼出的玻璃当然就增加了K2O的成分，改为PbO—K2O—SiO2体系了。
现代高级玻璃中有一种硼玻璃，即原料中多加了硼砂成分，即属于Na2O—CaO—B2O3—SiO2体系。其实，这种玻璃我国古代也曾试炼过。唐代的一部炼丹术著作《金华玉液大丹》中就有一个有趣的“琉璃药”配方：“琉璃药，用铅黄华(即黄丹)半斤，加硝二两，硼〔砂〕二两，大火扇作汁。”但很遗憾这种玻璃配方未能在我国推广，以后也失传了。因为唐代时期硼砂是远从*运销中原的(《丹房镜源》记载，硼砂出果州。即今四川南充)，路途艰险，交通阻隔不便，只有少数炼丹家和医药家才偶尔使用。
当然，在我国出土的古玻璃器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属于汉代以后的，是钙钠玻璃。这类玻璃器件部分是从域外运销或作为贡品引进来的，有的则是我国仿效外国制造的，总之，其制造技术不是我国独立自创的。在我国文史古籍中不乏关于从国外引进玻璃(唐代以前叫琉璃)制品的记载，例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罽〔ji寂〕宾(今克什米尔)有琥珀、琉璃”。唐人颜师古对这句话注释说：“大秦国出青、黄、黑、白、赤、红、缥、绀、紫、绿十种琉璃。”大秦一般是指东罗马帝国。这里的琉璃应是指玻璃。东晋炼丹大师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种人造“水精”(今作水晶)当然无疑是一种无色玻璃。这话更表明铸作玻璃技艺的传入。
应该指出：我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是缓慢的，玻璃制品的应用也不普及，从战国到唐宋，一般只局限于制作一些装饰品玻璃珠、玻璃流苏、玻璃耳珰，或代替玉石制作玻璃璧、玻璃葡萄、玻璃葫芦等手工艺品，而忽视其实用价值。明清以后，生产玻璃制品的作坊、工场多了起来，尤其是山东成为盛产玻璃的地区，但也只能烧制灯罩、杯瓶之类的小件东西，俗语统称“料器”。平板窗玻璃和其他大件玻璃货物仍靠进口。如果追究我国古代玻璃技艺落后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国很早就发展出了精湛的制瓷技艺。而在古代，瓷器的造型加工比较容易，便于大量生产；瓷器强度较大，不易破碎；又不致因骤热而爆裂；其原料也简单而价廉易得；艺术性也远高于玻璃制品，因此减少了人们对玻璃的需求和兴趣，于是影响了它的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