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包转让为什么要成立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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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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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5 21:13
将银行不良资产打包转让给资产公司后，资产公司又以信托方式将资产包整体转让给了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在仅以公证及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催告手续后，便以原告的身份对债务人提起了诉讼。那么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的支持呢？日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一审裁定给出明确答案：信托公司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驳回原告信托公司的起诉。对此判决，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2000年4月4日，建行某分行与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实业公司向建行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利率为月息5.82‰，期限自2000年4月17日至2001年4月16日。当天，建行又与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约定实业公司以其所有的三层楼房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上述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赔偿金及实现贷款债权和抵押权费用，并依法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两份合同签订后，建行依约向实业公司足额发放了贷款。然而借款到期后，实业公司并没有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此后，建行向实业公司进行了多次催收。
2004年6月28日，建行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建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并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4年11月29日，信达资产又与东方资产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信达资产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也向实业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2006年6月2日，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签订了财产信托合同，约定东方资产将上述债权信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进行管理、运用及处分。东方资产于2006年6月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布公告，就上述债权设立信托事宜履行了通知义务并进行了催收。信托公司于2008年5月再次以公证及公告的方式向实业公司催收债权，但实业公司依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为此，信托公司一纸诉状将实业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实业公司清偿信托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及截至2008年6月20日的利息342万余元及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信托公司对上述债权有权以实业公司所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诉讼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
*经审理后认为，信托公司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信托公司的起诉。
当事人说
信托公司：清偿借款本金和利息
实业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原告方信托公司认为，*应当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二。
一是信托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从法律方面分析，信托财产的受托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资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而诉讼作为管理或处分的手段之一当然是受托人的权利。所以原告为管理、处分信托资产的目的，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并且该诉权是排他性的，委托人东方资产对信托资产不能再享有诉权。从信托合同约定分析，信托合同明确规定了受托人处理、处置或选择、聘请服务商处置信托财产的权利和职责。未规定委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因此，依照信托合同的约定，作为管理、处置信托财产的一种手段，本案原告信托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二是涉诉信托不是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的信托。东方资产设立财产信托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而非诉讼或讨债。该信托的目的在于通过转让不良资产的收益权而使不良资产相对于委托人而言提前变现，而不需借助某个具体债权项目的债务清偿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即使涉诉债权没有任何回收，本信托的信托目的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可见，涉诉信托的信托目的不是专以诉讼和讨债为目的。因此，*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方实业公司表示，信托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其诉请应予驳回。理由有三。
一是债权人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之间只是信托关系，而不存在债权转让关系。作为受托人，信托公司与实业公司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信托公司提起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东方资产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及刊载的债权催收公告均说明了东方资产将其不良资产设立信托，委托信托公司进行催讨，目的就是为了讨债。根据信托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为了诉讼或者讨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合同关系无效。因此，信托公司向实业公司主张权利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
二是在信托合同及其资产信息清单中，东方资产信托给信托公司的信托财产仅为本金450万元，并无利息。信托公司无权对其受托财产之外的利息进行处置，因此，信托公司主张贷款利息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
三是在贷款合同中，原债权银行与实业公司并未约定复利。因此，信托公司诉请中包含的复利毫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连线法官
信托公司对受托债权无径行起诉权
*裁定生效后，记者连线了天津二中院民二庭庭长邱健，请他就本案的焦点问题，即信托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信托公司是否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作了分析。
邱健认为，本案债权始于建行与实业公司之间，东方资产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最终受让了该债权后，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该债权转让协议即对债务人产生约束力。因此，东方资产取得了债权人地位。就该债权转让协议而言，债权债务双方为东方资产及实业公司，而信托公司则是与东方资产订立信托合同而取得的“债权”。因信托关系是属于一种委托经营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以及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仅限于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按照**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第一条的规定，坚持把信托投资公司真正办成“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以手续费、佣金为收入的中介服务组织，严禁办理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由此可见，信托公司不具备代人主张债权的经营业务，即使订立了具有该方面内容的信托合同，依据信托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的规定，也应属于无效情形。因此在本案诉讼中，信托公司并不直接享有其所主张的债权，依法也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方式追讨上述债权的权能。因此，信托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信托公司提出本案之诉，没有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