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最早是谁推出的?到什么时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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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8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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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 隋文帝分科考试究竟有哪几科?按《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所开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当时确已有秀才、明经二科。《隋书·房晖远传》就说过隋文帝开皇年间命他主考“明经高第”的人。还有唐初名臣韦云起也在“隋开皇中明经举”。因此可以说，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 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 《旧唐书·杨绾传》引杨绾上唐肃宗的奏疏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一书中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法令所规定的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持相同意见者，还有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等。 房玄龄、孔颖达考中科举 房玄龄为唐太宗时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旧唐书·房玄龄》载：“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于隋末举进士。孔颖达是唐朝一代名儒，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与房玄龄同为著名的唐代十八学士之一。他在隋炀帝大业初年考中明经。《旧唐书·孔颖达传》说他：“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 唐太宗重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举 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相关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近代(指南北朝以来)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由于大臣们不读书，“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贞观政要》卷1、卷7)，力纠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管理*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叫生徒，教师为博士、助教。国子学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四门学收下级*及庶人子弟。唐太宗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关心学校教学。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 200间，增加生员至3260人。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国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长安由此成了国内教育中心和文化传播基地。 为了广开选官的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是唐代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材，录取后只在与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考试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最重要。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贞观八年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加试帖经、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每年应举者少则*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二。由于应举者多，录取名额少，50岁能考中进士的人，还算年轻，仍被看作“少进士”，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是唐人赵嘏(gǔ)的诗，见《唐摭言》卷一引，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正因其难，一旦登第就名闻士林，被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了。所以当时张瑰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人制举(由皇帝特旨召试)出身，兄弟集会时不要制举出身的坐在一起。足见进士科在各科之中，是最为人所看重的。以后各朝沿袭科举制，实际就是沿袭进士科。贞观年间是进士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贞观末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朝前中期科举制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通过考试选拔*，为读书人提供了做官的途径，扩大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 唐朝进士、明经两科的考试内容 唐朝科举考试的进士科，在唐初时沿袭隋朝考试内容，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的看法；唐太宗时加考以经书或史书内容拟出的策问题；高宗时又加考《老子》及其他“杂文”题，形成“三场考试”。玄宗时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明经科则注重考核儒家经义，内容以几部儒家经典为主，也分三场考试。第一场为“帖经”，第二场为口试，第三场为时务策。进士、明经通过上述三场考试，即可以“及第”，也即考中，从此便可进入仕途。除进士、明经科外，唐朝科举尚有明法、明字、明算、三史科、开元礼科等，分别考试法律、文字、数学、历史、礼制等。 武则天开始殿试和设立武举 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的重视科举，促成唐朝科举文章考试的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通典·选举》)。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唐朝名将郭子仪即由武举进入仕途。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清朝学者徐松在考证唐代科举制的著作《登科记考》中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他认为，以诗赋取士，开始于唐玄宗年间。当时进士的三场考试，第一场就是考试诗赋，不合格者后两场免考。史载，玄宗时以诗赋作为命题的考试有开元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和天宝年间的若干次，相当频繁，后来就成为定制。唐朝省试诗中出现了许多名诗名句，如，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都是其中出色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大批士大夫便潜心钻研于诗赋，大大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登龙门”和曲江宴 唐朝时社会上对科举考试十分重视，当时人把榜上题名，高中科举者美称为“登龙门”。唐人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说：广大士人弟子无不“酷嗜进士名”，以为“俊秀皆举进士”，榜上题名“百千万里尽传名”，因而视为“登龙门”。那些考中的进士，纷纷写诗，表达自己得意的心情。诗人孟郊考中进士后，写诗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新进士赵匡写的《及第谣》，前几句已录在课本里，下面还有几句说：“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唐朝每次科举放榜后，还有曲江宴的盛举。曲江指长安东南的曲江亭子，宴时热闹非常，皇家教坊乐队特来演奏助兴，有时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宴会过后，众进士又到大慈恩寺雁塔题名，以示荣耀(《唐摭言》)。诗人白居易就在雁塔下题过名，他登第时年方27岁，年纪最小，所以题名后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科举制对邻国的影响 科举制对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有重要影响。682年，新罗就仿照唐朝建立国家，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788年，新罗又仿唐朝科举，设“读书三品科”，规定由国家按三品统一考试，科目全为儒家经典。同时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就是入唐后考中科举的。唐朝的科举制和学校制度对日本也有影响。日本大化革新后，也仿照唐制，在*和地方设立大学寮、国学，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 关于唐代科举制的研究 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中外学者历来有较为精辟的评价。近年来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大致有以下四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指出我国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许多学者列举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西方传教士、当代西方学者和英国大百科全书对科举制的评价。如明朝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赞扬中国科举制说：“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1791年起，法国率先实行了文官考试，接着1853年后英国也推广文官考试。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我国民主主义*家孙中山在《五权*·民权初步》里也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第二，肯定唐朝实行科举制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认为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它不仅扩大了唐朝以后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 第三，肯定唐代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和唐朝文化的发展。它不仅造就了一批诗人，而且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使唐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第四，在肯定隋唐科举制度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隐含的弊端。一是科举制度的施行为士子敞开宦门，使大批知识分子醉心于举业，不愿从事冷静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不愿从事对国计民生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研究；二是推动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合流，削弱其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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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唐初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各朝，科举制日益趋于完整。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试，以待“非常之才”。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仅予出身。现任官吏也可应制科，而且可以一再应试。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此外，唐玄宗时还一度置道举（试《老子道德经》、《庄子》），还有童子（限十岁以下）举等。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玄宗以后，进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叶以后，官僚虽位极人臣，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因为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是分科举人，故名之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的特点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它的产生为寒门庶族地主开辟了仕途。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下诏改革科举：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压力下，慈禧太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于1905年9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结束（见清末“新政”）。
参考资料：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1-zg/03-guoxue/%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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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 隋文帝分科考试究竟有哪几科?按《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所开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当时确已有秀才、明经二科。《隋书·房晖远传》就说过隋文帝开皇年间命他主考“明经高第”的人。还有唐初名臣韦云起也在“隋开皇中明经举”。因此可以说，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 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 《旧唐书·杨绾传》引杨绾上唐肃宗的奏疏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一书中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法令所规定的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持相同意见者，还有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等。 房玄龄、孔颖达考中科举 房玄龄为唐太宗时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旧唐书·房玄龄》载：“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于隋末举进士。孔颖达是唐朝一代名儒，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与房玄龄同为著名的唐代十八学士之一。他在隋炀帝大业初年考中明经。《旧唐书·孔颖达传》说他：“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 唐太宗重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举 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相关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近代(指南北朝以来)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由于大臣们不读书，“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贞观政要》卷1、卷7)，力纠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管理*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叫生徒，教师为博士、助教。国子学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四门学收下级*及庶人子弟。唐太宗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关心学校教学。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 200间，增加生员至3260人。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国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长安由此成了国内教育中心和文化传播基地。 为了广开选官的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是唐代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材，录取后只在与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考试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最重要。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贞观八年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加试帖经、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每年应举者少则*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二。由于应举者多，录取名额少，50岁能考中进士的人，还算年轻，仍被看作“少进士”，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是唐人赵嘏(gǔ)的诗，见《唐摭言》卷一引，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正因其难，一旦登第就名闻士林，被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了。所以当时张瑰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人制举(由皇帝特旨召试)出身，兄弟集会时不要制举出身的坐在一起。足见进士科在各科之中，是最为人所看重的。以后各朝沿袭科举制，实际就是沿袭进士科。贞观年间是进士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贞观末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朝前中期科举制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通过考试选拔*，为读书人提供了做官的途径，扩大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 唐朝进士、明经两科的考试内容 唐朝科举考试的进士科，在唐初时沿袭隋朝考试内容，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的看法；唐太宗时加考以经书或史书内容拟出的策问题；高宗时又加考《老子》及其他“杂文”题，形成“三场考试”。玄宗时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明经科则注重考核儒家经义，内容以几部儒家经典为主，也分三场考试。第一场为“帖经”，第二场为口试，第三场为时务策。进士、明经通过上述三场考试，即可以“及第”，也即考中，从此便可进入仕途。除进士、明经科外，唐朝科举尚有明法、明字、明算、三史科、开元礼科等，分别考试法律、文字、数学、历史、礼制等。 武则天开始殿试和设立武举 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的重视科举，促成唐朝科举文章考试的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通典·选举》)。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唐朝名将郭子仪即由武举进入仕途。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清朝学者徐松在考证唐代科举制的著作《登科记考》中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他认为，以诗赋取士，开始于唐玄宗年间。当时进士的三场考试，第一场就是考试诗赋，不合格者后两场免考。史载，玄宗时以诗赋作为命题的考试有开元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和天宝年间的若干次，相当频繁，后来就成为定制。唐朝省试诗中出现了许多名诗名句，如，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都是其中出色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大批士大夫便潜心钻研于诗赋，大大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登龙门”和曲江宴 唐朝时社会上对科举考试十分重视，当时人把榜上题名，高中科举者美称为“登龙门”。唐人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说：广大士人弟子无不“酷嗜进士名”，以为“俊秀皆举进士”，榜上题名“百千万里尽传名”，因而视为“登龙门”。那些考中的进士，纷纷写诗，表达自己得意的心情。诗人孟郊考中进士后，写诗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新进士赵匡写的《及第谣》，前几句已录在课本里，下面还有几句说：“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唐朝每次科举放榜后，还有曲江宴的盛举。曲江指长安东南的曲江亭子，宴时热闹非常，皇家教坊乐队特来演奏助兴，有时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宴会过后，众进士又到大慈恩寺雁塔题名，以示荣耀(《唐摭言》)。诗人白居易就在雁塔下题过名，他登第时年方27岁，年纪最小，所以题名后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科举制对邻国的影响 科举制对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有重要影响。682年，新罗就仿照唐朝建立国家，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788年，新罗又仿唐朝科举，设“读书三品科”，规定由国家按三品统一考试，科目全为儒家经典。同时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就是入唐后考中科举的。唐朝的科举制和学校制度对日本也有影响。日本大化革新后，也仿照唐制，在*和地方设立大学寮、国学，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 关于唐代科举制的研究 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中外学者历来有较为精辟的评价。近年来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大致有以下四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指出我国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许多学者列举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西方传教士、当代西方学者和英国大百科全书对科举制的评价。如明朝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赞扬中国科举制说：“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1791年起，法国率先实行了文官考试，接着1853年后英国也推广文官考试。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我国民主主义*家孙中山在《五权*·民权初步》里也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第二，肯定唐朝实行科举制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认为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它不仅扩大了唐朝以后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 第三，肯定唐代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和唐朝文化的发展。它不仅造就了一批诗人，而且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使唐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第四，在肯定隋唐科举制度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隐含的弊端。一是科举制度的施行为士子敞开宦门，使大批知识分子醉心于举业，不愿从事冷静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不愿从事对国计民生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研究；二是推动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合流，削弱其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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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唐初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各朝，科举制日益趋于完整。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试，以待“非常之才”。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仅予出身。现任官吏也可应制科，而且可以一再应试。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此外，唐玄宗时还一度置道举（试《老子道德经》、《庄子》），还有童子（限十岁以下）举等。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玄宗以后，进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叶以后，官僚虽位极人臣，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因为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是分科举人，故名之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的特点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它的产生为寒门庶族地主开辟了仕途。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下诏改革科举：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压力下，慈禧太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于1905年9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结束（见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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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时正式设进士科,我国科举制正式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