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喜剧还是悲剧练笔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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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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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2
《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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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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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小人喜剧，大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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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2
《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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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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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小人喜剧，大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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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2
《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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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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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2
《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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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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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喜剧，大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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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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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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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小人喜剧，大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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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2
《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之后的又一*。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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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08:43
范进中举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范进中举一定是悲剧。作者创造了范进这个形象就是为了讽刺当时的封建黑暗社会。作者好不含蓄的通过范进这个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辛辣的讽刺了科举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势力的关系，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世态的炎凉。
只需要根据范进，胡屠夫和邻里等人的态度已经表现来分析…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1-19 08:43
小人喜剧，大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