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中的这些官,为什么宋朝都爱做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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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9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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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2-01 00:46
电视剧《清平乐》收获了很高的流量，大有赶超2019年的《庆余年》的趋势。而在这部电视剧里，“官”这个字频繁出现。比如称呼自家的丈夫为“官人”，称呼看客为“看官”，前来惠顾生意的客户为“客官”，甚至大宋天子也被叫做“官家”。其实这倒并非《清平乐》凭空捏造，真实的宋朝确实如此。
传统小说《水浒传》里面也有这样的叙述：
“再说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结公事道，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专，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那人覆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除了西门庆，另一个有钱有势的小旋风柴进，被尊为“柴大官人”。梁山好汉在揶揄官军的时候，还声称自己杀贪官是“报答赵官家”（指北宋道君皇帝），虽然《水浒传》成书于明朝，但是这些现象确实反映了宋朝的社会情况。只是，为什么宋朝社会的“官”这么多？其实，这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朝很喜欢“官”这种职业。
唐宋之变
在历史上，将皇帝尊为“官家”的习惯并非宋朝首创。早在东晋时期，就有将皇帝称为“官家”的记录：东晋北方的后赵将领石虎，曾将后赵皇帝石勒称之为官家：“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之后历朝历代，也都有这种称皇帝为官家的记录，只不过到两宋，这一频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宋朝将”官家“专指皇帝来源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自称，取自三国时期曹魏蒋济《万机论》中“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官”和“家”字，与秦始皇自比“三皇五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逐渐流行起来，频繁使用“官”这个字，倒是和宋朝社会的特殊属性有关。
在宋朝之前，平民百姓想当官，基本上是依靠运气：两晋南北朝奉行门阀制度，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草根子弟有机会做官的寥寥无几，即便做了官，也会陷入“门阀子弟”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遭到压制。虽然隋唐两朝奉行科举，但是，当时世家的势力依旧很强大，这就意味着，没有好出身，努力考试也未必考得上进士，而唐太宗口中的“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也只是士族的“英雄”。
而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遭遇了黄巢之变和五代十国的战乱，这一战乱将之前朝代留下来的门阀世家全部消灭殆尽。唐朝近300年间只有7000多位进士及第，而到了宋朝，前4位皇帝在位期间就已经有7000多人登科了。可见，宋朝虽然面积狭小，统治阶级却不断在扩张，平民老百姓当官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宋朝的科举比照前朝，这一制度拉近了官民距离，也让老百姓感觉，做官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
文官盛世
两宋可以用“文官盛世”来形容。因为两宋朝廷给了文官太多的福利，也给了读书人太好的待遇——当然，这些待遇的成本，是建立在掠夺百姓的基础上。
宋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于中唐以来百余年的战乱，为了避免大宋江山也重蹈前朝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于是赵匡胤便立下了所谓的“祖宗之法”：以文治天下。宋太宗在其即位诏书中也有祖宗之法不可逆的说辞：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宋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还言传身教，对他的继任者宋高宗也是如此：“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宋太宗确定太子之时，便将太子名字改成了恒）宋高宗即位皇帝之时再次强调“祖宗之法”写的重要性：“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既然三位有作为的先皇都陆续遵从“祖宗之法”，后来的皇帝也必然要“垂子孙之贻谋，光祖宗之大业”。宋代的“祖宗之法”也陆续被后面的皇帝和大臣不断完善。最核心的是两大制度设计：
第一大设计，则是重文轻武：“与士大夫治天下”。尽力打压武将地位，扶植文官地位，甚至边关统兵，也是派遣文官具体负责指挥部队——比如宋仁宗之后的宋夏战争，负责指挥宋军的前敌最高指挥官，或者是文人（比如韩琦），或者是宦官——比如元丰五路伐夏战争中，就有太监统帅军队打仗的记录，甚至宋徽宗把太监头目童贯，视为军事奇才。并且，两宋在*导向上，也对武将、军士百般侮辱，比如将军士辱骂成“贼配军”。
第二大设计，则是分权之术：“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虽然大宋皇帝防备武将起兵造反，但是对于文官，也并没有十分信任。为了防止朝廷出现文官大权独揽甚至弄权现象，大宋朝廷在同一个岗位上，设置了多位主事*，不仅如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任何*想要弄权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消极意义在于“九龙治水”：官太多了，官僚之间互相踢皮球、不做事成为常态，毕竟集体责任无法追究。这导致在整个北宋，几乎没有权臣弄权现象。
当然，这两大制度的设计也遗祸宋朝日久，就好比宋人叶适所说：“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
在这两大设计的庇佑下，都让大宋的文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打压武将满足了文官的虚荣心，保证了文官的优越感，而大量招收文官，虽然弱化了文官的权力，但是却让更多本来不能当官的人有了做官的机会，就好比研究生扩招让很多本来考不上研究生的人也能成为研究生一样，这些文官，安能不感恩大宋皇帝的仁慈？
并且，大宋文官的俸禄极高，只要做了官，一个人的俸禄，养活全家吃喝不愁都不在话下：
“宰相、枢密使一级的*，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地位之高，工资又十分可观，都充分说明两宋社会是“文官盛世”，也都激发了百姓渴望做官的*。
做官途径
并且，大宋皇帝还不断根据情况变化，来增加老百姓做官的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做官。
比如宋朝在科举制度之外，还推行“恩荫制度”其数目繁多，达到了历史之最：一是”常荫”，包括“圣节荫补、郊祀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登极荫补、册后荫补、没于王事等“。还有“特恩”，如后妃生子、褒奖抚恤性荫补等。即父亲只要级别到了一定的地步，其儿子们也可以按照相应的情况，获得官职。据《宋史志第一百十二·选举五》中的记载：“太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当然，从白丁角度来说，这也是拼爹的一种，但是，从文官角度来说，这也是朝廷给的莫大恩惠，并且，恩荫制度下的官僚群体，在宋朝官僚集团中，占据不小的比例。
此外，宋朝官僚的来源渠道还有“恩科”制度——即特奏名制度。宋朝宋仁宗在位期间，读书人张元和吴昊因为科举不第，而投靠西夏。张元在西夏甚至被西夏皇帝李元昊封为国相。担任国相的张元成为西夏坚定的主战派，主张积极对北宋发动战争，其战争*甚至强于西夏贵族，归根结底，在于张元因科举的不顺利，而仇恨宋朝。宋仁宗也反思了一下历朝历代落第书生对朝廷的危害，于是，设立“恩科”制度：即将一些考不上功名但确实有点条件的人，也都一并授予官职，这样，可以防止张元事件再度发生。在宋朝历史上，很多底层官僚来自这个渠道。
再次，还有一些特殊渠道获得功名的*。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蜀地有个精神病秀才扬言要造反，宋仁宗为了安抚人心，于是赐给了这个疯秀才功名——后世为此称赞仁宗仁慈，但其实，疯秀才做官后，每个月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税收。可叹宋朝农民的血汗钱，被宋仁宗这样拿来送人情！
两宋时代，官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被打破，宋人对做官这一伟大事业极为狂热，但是狂热的背后却值得人们深思：两宋庞大的官僚群体下，百姓遭到的经济压迫程度可想而知，而百姓对做官、对特权的狂热，其实也是百姓生活不幸的一种体现。因此，宋人爱官的背后，更是一则黑色幽默般的无奈。但是“祖宗之法”也并非全然无用，正如邓小南先生所说：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调整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以往的成规定法有所背离。“祖宗之法”本身从来不是固定永恒的排它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