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8-12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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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8-25 19:15
文: 契国长老
X图1 青铜质(宽56mm 高149mm 厚4.4mm 重283.3克)
(图1)所示钱牌,出自辽北,为笔者所藏。钱牌上方铸有四个阳文契丹大字,按照上下右左的顺序释读为“天顺皇帝”。据《辽史-穆宗本纪》记载:“天禄五年(951)秋九月初四,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人伏诛。初八,太宗长子耶律璟即位,群臣上尊号为天顺皇帝,庙号穆宗,改元应历。” 由此可知,所谓的天顺皇帝,就是辽穆宗耶律璟。
钱牌中间横铸三个阴文契丹大字,由右往左释读为“契丹国”。有人可能会问,据《辽史》记载,太宗耶律德光已于947年改国号为辽,怎么该钱牌上还铸有契丹国字样?其实这并不矛盾。近些年来,刘凤翥 唐彩兰 青格勒 在《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中,根据出土的辽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及汉字碑刻资料,首次揭示出辽代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双国号这一被历史长河湮没已久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从而弥补了《辽史》记载的缺憾。并且此双国号,既可连在一起使用,如“契丹-辽”或“辽-契丹”,又可分别单独使用,如或是用“契丹”或是用“辽”,并且“辽”与“契丹”还可同时单独使用。因此说,该钱牌上铸有“契丹国”字样是有据可依的。
钱牌下方中间竖铸四个阳文汉字“皇巡千文”,其义是穆宗皇帝在“四时捺钵”巡游渔猎时,赏赐有功大臣铜钱一千文,即应历通宝小平钱1000枚。其两侧各铸四个互为对译的阴文汉字和阴文契丹小字,自上而下读为“五京通用”。其中契丹小字“京”和“用”,若不是汉字与契丹小字对译,则很难被释读出来,因为此种写法的契丹小字“京”和“用”,在目前所见到的契丹小字资料中还没有被释读出来。而“五京通用”之义,就是此钱牌在辽代的五个京城,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州 府、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等,均可通行使用。
写到这里,应该说此钱牌的考证就算完了。但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很值得探讨,就是据《辽史》记载,穆宗在位期间(951-969年),当时辽只有三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及南京幽州府,均为辽太宗建立于会同元年(938年)。而其余二京,即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则是分别由圣宗建立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和兴宗建立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既然当时辽只有三京,那末穆宗为什么还要在该钱牌上铸“五京通用”的字样呢?笔者认为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确定此钱牌的真伪性,二是要考证《辽史》是否有失载、误载的可能性。
辽代钱牌发现得较晚,进入新世纪以后方始有出土的记录。近十几年来,经笔者过手的辽代各种钱牌不下数十枚之多,应该说对于辽代钱牌还是有所认识和了解的。细观此钱牌(图1),内中将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集于一身,并且阴阳结合,这在辽代钱牌中是不多见的。而且内容丰富,既有皇帝尊号、契丹国号,又有赏赐额度及行用范围,应该说是一枚规格很高的辽代钱牌。再观其钱文字体,汉字书法,古朴遒劲,辽韵十足;契丹文字,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笔法娴熟,苍劲有力,当出自契丹高人之手。整体制作,风貌粗犷,饶具豪悍之气韵,凸显契丹人桀骜不驯的气质。铜色暗红,包浆熟旧。流传日久,有明显磨损的痕迹,充满了沧桑感。鉴于以上所说,笔者认为此钱牌当是毋庸置疑的真品。
那末《辽史》对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是否存在误载、失载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性。试想穆宗在位18年,虽说整日醉心游猎酣饮,残忍嗜杀,视朝政为儿戏,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会连当时有几个京城自己都不知道。既然知道,那末穆宗为什么还要在该钱牌上铸五京通用的字样?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穆宗在铸造此钱牌之时,辽五京就已经全部建立完。由此可以说,《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存在误载、失载的可能性极大。
而关于《辽史》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严重失载、误载的情况不独此例。除前面所说的关于辽代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双国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严重失载外,而关于契丹小字创制时间的记载也同样存在误载、失载的情况。据《辽史》记载,契丹大字是在神册五年(920年)创制颁行的,而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是在其后不久(没有说明确切的时间)。而现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神册元年”铜钱证明,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至迟是在神册元年(916年)。另外近些年来,所出土的大丹重宝背阴文契丹小字“辰令宜速”小平铜钱,已被泉界公认为辽太祖907年建国初期的早期铸币。若此,则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至少还可以提前十数年。
因此说,《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出现误载、失载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人们常说,考古可以补史,可以正史,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要想证明《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有误,仅凭一枚钱牌尚不足矣,今后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找出更多的实物资料来加以确认,这样才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