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雨,林道静、莎菲和子君方舟里的女性形象异同 下午就考试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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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26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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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2 10:56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淫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者和*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的*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党*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小姐成长为“无产阶级”*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党的步伐，“成为一名*党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漩涡，由“文小姐”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学“*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02 10:56
应该可以搞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