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砖收藏在吴昌硕的学艺中有那么重要吗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9-26 23:21

我来回答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6 11:47

　　吴昌硕是近代声名卓著的艺术家，在金石、书画、诗文等各个领域都有着相当的成就和影响。他以古砖为媒，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收藏交游圈，结识了吴云、潘祖荫、吴大澄等良师益友，亦从古砖中汲取养料，以之入印、入书、入诗，进行一系列吸收转化的艺术创作，形成独特的面貌风格。

　　作为一代宗师、海派巨擘，吴昌硕一直是艺术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吴昌硕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关于其审美思想、艺术风格的宏观考察，亦不乏对某件作品之真伪、某日交游之活动的细微考辨。当然，如此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非只有中国学者乐此不疲，而是中、德、美、韩、日等诸国学者共同关注的成果。由此来看，吴昌硕研究其实已是艺术史研究中的国际性课题。应该说，面对如此诸多的研究成果，要想再从全新的视角加以突破，似乎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奢望。然而，近读梅松先生《道在瓦甓：吴昌硕的古砖收藏与艺术实践》一书，则似乎正满足了这种奢望。

　　此书视角独特，选取了以吴昌硕关于古砖的收藏与艺术实践为着眼点，这在以往吴昌硕研究中几乎不见。古砖收藏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宋代的金石学著作中便有提及。然而，学人对古砖趣味的兴起、收藏之风的真正形成则要迟至清代中晚期。阮元、张廷济、吴昌硕便是其中的代表。

　　的确，以往学者们从金石学视角研究吴昌硕的不在少数，石鼓文、篆刻、金石入画都可归属此列，然唯独不见古砖与吴昌硕的关联。

　　也许有人会质疑，古砖收藏在吴昌硕的学艺中有那么重要吗？古砖收藏会不会只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噱头？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便会牵涉是书中所关注的另一重要话题——晚清古砖收藏的风气与意义，而这也正是作者展开其论述的重要学术背景。

　　作者开篇便展示了一个开阔的古砖收藏世界，进而梳理了吴昌硕在江浙古砖收藏圈的趣味来源与交往活动。如此一来，便把吴昌硕置于晚清古砖收藏的风气之中，从而为后面其结合古砖展开的艺术实践做了清晰的学术铺垫。

　　视角的不寻常，往往会带来资料上的难以找寻。从全书来看，作者所据材料多为学人信札、拓片题跋、日记等，引人入胜，意味隽永。历史的研究不能缺失细节，而书信、日记多是记录当时情境最为详细的资料。

　　作者在描述晚清藏砖风气之盛时，便引用了吴云致陆心源的信札：“（阮元）因以八砖分题课士，于是耆（嗜）古之士，益知贵重，竟相搜访，互相矜尚，然当日藏家号称至富者，积数亦未闻有满佰……今读大著《千甓亭砖录》，不意所得于两年中者，竟五倍于星老……”此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学人对藏砖风气盛行的惊叹。而关于潘钟瑞、吴昌硕的古砖购藏，所引《香禅日记》则更为详尽：“至仓石寓，观古砖，固劝余购一二，以为难逢之事。余以‘赤乌’为孙吴时，是吾乡旧物；又有作双凤形、作双虎行者，并取之，虽无纪年而物颇古……”仿佛让人有身临其境、如在目前之感。书札、题跋、日记更多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作者却运用自如，不难想象其“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精神以及对此问题的长期关注。

　　薛永年在论及书画鉴藏史研究时曾云：“在鉴藏史的研究中，既要从事实抽引结论，又要做到纲举目张，尤其要着力于推动鉴藏发展演变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好事者与鉴赏家的矛盾，鉴真与作伪的互动，鉴藏与市场的关系，鉴藏与创作的关系。”

　　关于书画鉴藏的研究近年渐趋增多，鉴藏家、书画辨伪、艺术市场都有论及，而鉴藏与创作的关系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鉴藏家与书画家的身份往往分离，造成了寻找直接关联的困难。

　　其实，由于古人书画取法的多样性，即使二者统一也很难区分书画家创作与其收藏的复杂关系。金石略不同于书画，从吴昌硕古砖收藏来观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似乎恰能解决这一难题。

　　作者在书中分五节详细探讨了此关系，可谓是论述允当、纲举目张。五节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古砖收藏与视觉创作，即书法、印章、绘画；二是关于古砖收藏与文字创作，“咏砖诗”；三是结合二者的创作，砖拓题跋、砖砚及铭。

　　首先，在古砖收藏与视觉创作部分，作者不仅罗列了吴昌硕直接从古砖取法的书法、篆刻以及直接将古砖拓印画面等众多作品，而且还由此指出以其为代表的时代特点。如在谈及古砖收藏与印章的关系时，作者认为“砖文入印，尤以西泠八家尝试最多。他们不但直接临摹古砖文字入印，而且将古砖文的斑驳残缺的古意，也吸收到印面中，增加了印章的斑驳美，显得古意盎然”；在分析其博古画时，作者云：“（吴昌硕）主要以古砖和青铜器的全形拓组合为主，配以小写意花卉以及金石题跋，颇有雅趣……”如此一来，对于吴昌硕博古画的鉴赏又提供了新的观赏视角。

　　其次，“咏砖诗”的提出应该说正是吴昌硕古砖收藏的自然产物。作者在追溯吴昌硕诗歌渊源的同时，指出“吴昌硕的题砖诗展现了他在诗文、史学上的精深造诣，显示出他全面的学术和艺术修养”，从收藏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了考察。

　　最后，作者关于砖拓题跋、砖砚及铭的提出，似乎正道出了古砖收藏对晚清艺术形式的创新作用。清中后期以来，在拓片上直接题跋随着金石学的兴盛而愈多，题跋内容、题跋形式与拓片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吴昌硕的古砖题跋，正是此一潮流的延伸，而砖砚及铭文则似乎又是古砖收藏的独创。

　　作者认为：“在早年经济条件尚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琢一枚砖砚，既可供使用，又可发悠古之思，于吴昌硕而言，不失为两全其美。”吴昌硕亦曾自诗云：“缶庐长物唯砖砚，古隶分明宜子孙。卖字年来生计拙，商量改作水仙盆。”应该说，学人的古砖收藏之风为晚清砖砚的产生以及自身随带而来的砚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吴昌硕无疑为其中的佼佼者。

　　结合作者所列五节内容，在了解吴昌硕古砖收藏对其艺术实践之影响的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藏家的趣味、藏品会怎样展现在其创作中。正所谓道在瓦甓，而作者正如悟道者，剥茧抽丝，最终悟得藏与艺的内在之道。

　　作者论述的重点虽是吴昌硕古砖收藏与艺术实践，但其视野却更为开阔。书中亦关注到了当时古砖收藏的价格、古砖的辨伪以及古砖的时代、地域等较为有趣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惊喜不断。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最后附录中列出了清、民国时期关于古砖的著作，从而为有古砖之好的学人提供了极大方便。至于作者缘何选择此一独特视角，则要留待读者自己发现。

　　来源：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