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党争是不是比其他朝代都要激烈,为什么明朝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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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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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30 20:14
从开科举以来，唐朝有牛李党争，宋朝有新旧党争，明朝有阉党与东林的党争。从时间的长度上来看，恐怕宋朝的新旧党争的时间最长，从王荆公变法以来，直到南宋灭亡，宋廷的党争都可以被视为是新旧党争的延续。牛李党争垂40年，而所谓阉党与东林的党争更加短暂。
从党争的开端原因来看，新旧党争算是真正的因为不同的*理念而引起的，至少有一个新法的大靶子放在那里，争其存废还算有迹可循。双方第一代的领袖人物在个人的*操守上也都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后来双方人物的*道德和能力都血崩，这就是后话了。
而唐朝的牛李党争最开始就是官僚之间的私怨，牛李二人本来就都不是什么争公义是非之人，纯粹就是狭隘的私怨，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对于牛李党争的概括失之穿凿了，把一些现代政党代表社会特定利益群体的思想代入了，至少以我读牛李党争的历史的主观感受来说，这帮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抱团撕*，纯粹就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并没有守正不易的*立场，是斗人，不是斗法。
至于阉党和东林党之间还要更复杂一些，所谓的阉党在万历年间只是个皇帝利用宦官作为黑手套，把官僚士大夫集团中的边缘成员捏起来形成一个团体试图从垄断朝纲的清流官僚士大夫们手中抢回权力的手段而已。但是天启这傻孩子实际上是控制不住魏忠贤的，不管九千岁是公忠体国还是权奸竖阉，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天启皇帝缺乏控制魏忠贤的手段和能力。于是阉党就此失控了。
由于阉党中只能吸收朝廷中士大夫集团的边缘人物，那么一定意味着相比东林，阉党成员个人的*操守肯定是比较糟糕的。虽然晚明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的操守在明清板荡之际已经被扒的底裤都不剩了，但是坦白说，东林党及其余脉里中还是颇出了几个壮烈殉国的烈士。你可以说他们清流空谈误国，政斗祸国，但是这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不得不承认，这帮人确实已经是当时官僚集团当中私德比较好的一拨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说说清朝，清朝为什么就没有党争呢？什么？索额图和明珠？九龙夺嫡？别傻了，那根本不叫党争。
1，皇帝的勤政程度，明朝的党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嘉靖、万历和天启的荒怠朝政造成的，同样都是受到文官集团的掣肘，明仁宗和明孝宗这些勤政的皇帝当朝时候就没有太过酷烈的党争，尽管这两位在权术手腕上远逊于嘉靖。
原因是很简单的，在官僚士大夫团体充斥朝堂的情况下，皇帝如果保持对于具体事务的决断和参与，那么在具体事务的细节上，朝堂上终究有一个最具力量的砝码，虽然梗着脖子跟皇帝对着干是官僚们的爱好之一，但是当朝堂上有分歧的时候，皇帝出来站边很多时候都能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而如果皇帝脱离朝堂的具体事务，那么官僚们自己在朝政上就会撕咬成一团，皇帝的最高决定权的缺位会导致官僚们开始试图染指这个权力，那么手段当然就是抱起团来把其他人干掉，把朝堂变成一言堂。再加上嘉靖皇帝这种阴鸷的幕后权谋家的故意搅弄，或者宋徽宗这种轻佻之辈的任用私人。朝堂上很容易出现惨烈的党争之后，权奸当道的局面，比如严嵩，比如蔡京。这些人之所以能干掉竞争对手上位，一定离不开幕后的皇权支持，而为了皇帝的支持，这些人的*操守肯定就是不用指望的。
而清朝，有一说一，在皇帝的勤政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是盖的，除了雍正道光这种典型劳模之外，即便是被人称为败家子的弘历，在其漫长的执政过程中，也绝对是勤政的时期比荒怠的时期更长的，更别提康熙皇帝这种权力*极强的老YB了，
2，皇权的制度性强度。这一点主要是体现在宋神宗的问题上，讲道理赵顼不是荒怠之君，能力也至少有一个中人之资，不算特别昏废。但是怎奈大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僚集团在制度上制衡君权的制度设计很坚固，司马光自己又是坦坦荡荡光风霁月的一条好汉，这杆大旗一立，旧党自然占据了先天的优势，加上王安石变法本身确实有于种种原因导致了民生受害，旧党就更难以压倒了。所以赵顼和王安石只能走上与后世阉党一样的道路，任用士大夫集团的边缘成员，既然是边缘人士，那就很难指望他们是什么德才兼备的名臣之资，而王荆公和宋神宗又不能用些废物，才能有了，*操守就……徽宗朝的几个著名权奸都是王荆公一手提拔的，也算是给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吧。
而清朝，说实在的，封建皇权的巅峰嘛，跪奏笔录这种东西，官僚集团已经都工具化了，丧失主体地位了，哪里还能自己跳起来党同伐异争夺权柄？讲道理明朝本来也准备把官僚集团工具化的，结果先是出了一片自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明之君”，之后就是撒手不干正事儿的荒怠之君，前者养出了士大夫的气势，后者给了士大夫权柄，最后把原本应该是皇帝操纵文官集团的内阁制度变成了制衡皇权的制度，那就只能是两眼一翻了。清朝的皇帝可不犯这种傻，从头到尾坚持工具化文官，你会担心你工具箱里的锤子跳起来砸扳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