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庸思想?联系现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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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7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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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8 10:58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以上/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源出于天地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这是中庸第一章。本人认为，国学当中有很多道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很可观的验证。他们把中庸说成是不偏不倚的做人态度，我认为实不其然。这不正是我们生活中那种功利或者急功近利的匆促态度么?第一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它是要我们做自己而已，修身齐家后平天下也是这种思维结果。中国人那种反求自身的出发点有时候确实比其他的有用，渊源而流长，动力不竭。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甚至可以说是高速发展的年代我们太趋向于追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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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8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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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8 10:59
有人指出，何谓“折中主义”？无原则地、主观任意地把对方的方面结合起来才叫折中主义。因此不能把一切“折中”都看作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亦并非任何谈论“中”的学说都是“折中主义”。按此标准考量，中庸的“执两用中”，它那些达到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都还只是“折中”而不是“折中主义”。因为它并非简单地平列对立双方，而是要依照某种原则来或济或泄；它所提倡的对立面的各种结合方式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某种根据差异和对立的绝对性并力图泯灭这种对立，以追求无差别的同一。在 中国 思想史上，“尚同”学说可以叫做“调和主义”；中庸虽然主张“和”，但却并不是人们所谓的什么“调和主义”。这是因为，中庸所主张的“和”，是以承认对立并以保持对立为基本前提的；而所谓“和”，是对立的结合而不是什么对立的泯灭，并且“和”之所以为“和”，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中充满着对立，是对立按照一定秩序而互相调谐的结果；而“同”则不然，它是排斥差异，要求融解差异的[21]——这应当说是以“和而不同”而解“中庸之道”的典型例子。
诚然，“折中”之不同于“折中主义”，正有如“ 科学 ”之不同于“科学主义”以及“ 经济 ”之不同于“经济主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然而，奇怪的却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一沾上“主义”二字，似乎便会无一例外地从此而走上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总是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还是胡适先生说得好，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为好。然而，与此同时，儒家之所谓“中庸”又是这样一个凸显着张力结构、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变量或者说变数。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看来，它本身似乎也并不应当被如此简单化、平面化地而仅仅纠缠、徘徊、拘泥甚至完全停滞于一般表面意义上的所谓“折中”二字之上而已。
仅就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一基本命题而言，我们同时似乎也可以十分欣慰地看到，时至今日，的确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在十分明确而不厌其烦地强调，它并非什么所谓的“折中主义”——这是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所谓“折中主义”，就是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无原则地、人为地简单叠加或者拼凑起来，它是对原则地放弃；当然，也可以说是对矛盾、冲突或者差异的单纯回避。而所谓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朴素辩证因素的矛盾观。所谓“中庸”实即“中和”之义。它要求在“所见各异”的基础上，达到所谓“中和”的境地；然而，无“异”，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和”。也就是说，“和”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着的因素的相反、相成；或者说，是多种不同因素的有机和谐统一，而不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当然，这大概更不应当说是什么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所谓“墙头草”或“和稀泥”[22]。
这一认识，在本文看来，尽管因其将“中庸”的本义具体释作“中和”而同样显得并不完满，然而，其中，却似乎也不无见地——或至少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毕竟是讲出了一些个道理，毕竟是直言不讳地明确指出了，所谓“中庸”并不等于什么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和稀泥”——仅此一点认识，它便堪称难能而可贵。
此外，人们似乎更习惯和娴熟于对中庸的作用与价值作正、反两个方面的 分析 和评判。诸如有人指出，中庸乃是一种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普遍和谐观，具有辩证因素和价值论意义；同时，它又具有丰富的 社会 * 内涵和伦理道德内涵。而与中庸相关的“过犹不及”、“通权达变”、“能屈能伸”、“否极泰来”、“居安思危”、“多难兴邦”等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 发展 ，促进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时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却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看不到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这是中庸观的主要缺陷[23]。这一认识，本文认为，总体上应当说是不错的，
但至于其所谓“主要缺陷”问题，似乎却不应当简单地归罪于“中庸”思想本身；换句话说，“中庸”思想本身也并不必然那么孤立、静止、片面地认识和处理问题，而只能说是仅仅属于论者本人的认识和理解有误，属于其本人的人为强加和附会。
在此方面，还有人认为，中庸思想在论证如何达到平衡、保持平衡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见地，由此成为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值得我们细致汲取；但其根本缺点却在于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了，以至达到否认转化、阻止转化的境地并因此而窒息了自己的合理 内容 。而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因循保守、固步自封和阻碍变化、反对*等现象的不时发生和普遍存在——这是它的糟粕[24]。
本文认为，这一看法，尤其是其所谓“糟粕”之说，其中，也同样存在着一个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问题。在对“中庸”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实在没有必要继续围绕着传统之所谓“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兜圈子”或“打转转”，拘泥于所谓“七分优点要说足，三分缺点要点到”这样一种传统、僵化的价值判断和思维定势——这是因为，中庸的确可以说是一门辩证法；与此同时，它又可以说是这样一门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特殊辩证法。它乃是几千年来人们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在孔子那里，它曾被奉为“至德”；而具体在《中庸》那里，它又被认为是，“致广大”才能“尽精微”，“极高明”才能“道中庸”。故毋轻议之！况且，所谓“一分为二”，亦并非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因此在极力批判和反对“一分为二”这一斗争哲学的同时，至少不可再以所谓“一分为二”这一传统的极其狭隘的视角和眼光简单而片面地来看待“中庸”这门特殊的学问；当然，亦更不可因此而随随便便、轻轻松松、不负任何责任地遽下结论，姑妄言之。
有人指出，“中”的思想乃是中国特有的思想观念，它具有如下三个显著优点：一是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和谐的变化或者趋势的 理论 把握；二是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应事接物的最佳理想；三是体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的积极进取的品格[25]。这一评价本没有错，但同时似乎却又缺乏必要的规范和条理。在本文看来，所谓“中庸”，在本质上，应当说是“形而上者”，它毕竟不可等同于其他别的任何什么一般的东西。它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无由不在、无所不在的“道”，这正所谓“致广大而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这里之所谓“显著优点”，则亦当自不待言；但同时却又并非仅仅限于这里所列举的上述三个方面（有关于此，详见本文第六章关于中国思想史上的“道统”问题）；否则，它也便不成其为“广大”、“高明”以及“精微”者矣！当然，孔子亦同样不会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也有人主张，完全可以将作为伦理思想的中庸与作为思维方式的中庸区分开来加以认识，并且指出，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实质上是维护已有统治的一种道德说教，带有很强的愚民色彩，“作为一种有特定内涵的伦理哲学，中庸思想有巨大的局限性，是应予否定的”；另一方面，中庸思想里面内涵着对矛盾、对发展的深刻理解，其有关发展原则、策略及思维框架的特点等等等等，对今天我国的 现代 化建设乃至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无不有着深刻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26]。
而本文对此则认为，这里之所谓“道德说教”、“愚民色彩”等等的表述则不是无稽之谈，便是老生常谈，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至于其所谓“现实意义”，则更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矣！而如此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究竟又有什么意思呢？
试问：在所谓“作为伦理思想的中庸”与所谓“作为思维方式的中庸”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其中，谁先谁后、孰优孰劣？以及何以又要将此二者严格加以区分开来——这几道疑问，对株守此论者而言，都将可能是最为致命性的。
还有人主张，将中庸适度思维视作儒家学者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并且指出，传统儒学无论是在*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抑或政事、处事领域，都贯穿着中庸适度思维，特别是其中“和为贵”这一原则，既已成为儒家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又已成为其思维追求的明确目标。这种中庸适度思维旨在对事物作两端的剖析后，寻求一种两极间的折中、偏倚中的公允，从而达到完善的同一、矛盾的融洽与协调。职是故，它不失为一种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对立与冲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7]。
这一认识，在总体上，应当说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中庸是思维，那么，与此相比，仁、义、礼、乐等等思想理念更像是存在。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地明确认为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所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另有人指出，中庸之道本身并不是什么 时代 都需要的。一般来说，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中庸之道很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庸之道则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个体而言，中庸之道也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适宜的。一般地说，当一个人处于创造或者渴望创造的时期，他就不是十分需要中庸之道——这是因为创造总是对既存事实的突破；而当他创造时期过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要转向于中庸——这是因为，他要借助中庸来维护和巩固他的创造成果[28]——这一认识，不时地倒让我们联想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有趣的看法，即认为在中国历代王朝的不断更迭之中，道、儒、法这三种*思想传统，是伴随着一个新王朝的兴起、鼎盛和衰落而依次主导着**的基本国策的[29]。由此可见，上述两种说法是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的——源自于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因此尽管其各自具体的出发点不同，但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而本文对此则认为，就某一特定历史时代来说，其*思想格局可能是这样的；但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所谓“中庸之道”，如前所述，同时却又是“四海推之而皆准”、“万世由之而无弊”，“弥亘亿千万世而不倾，横维四方上下而不绝”的。它可以说是一门关乎于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富有整全性的“大学问”，是故对其不可等闲视之；与此同时，尤其不可因此而单纯地追求、放纵以及沉湎于某些短期行为，或者说某种短期效应。俗语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白驹苍狗，自古已然。对此，人类社会漫漫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已无数次地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极好的补正、救弊和说明——这其中有断裂、有连续、有凹陷，当然，亦有着凸起。尽管它在前进中充满了曲折，同时它又在曲折里指画着前进的轨迹。对此，我们不可因此而道听途说，视而不见；当然，亦不可人云亦云，充耳不闻。
还有人指出，今天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奉行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即充分体现了“中庸”的辩证思维方法。虽然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保持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但其发展速度也要“适中”。速度低了不行，但速度过高了也不行。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快是有区别的，各地发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因此经济建设要做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微观活力与宏观控制的统一以及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的统一。若用儒家哲学的语言来加以表述的话，这是一条防止急于求成的“过”以及反对停滞不前的“不及”的“执中”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30]。
这一看法和主张，十分明显是就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而立论的，而且，应当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论证出了一定的道理。然而，在本文看来，问题却依然是，无论是古典儒家的所谓“中庸观”，还是当代之所谓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所谓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极其抽象的、全新的、彼岸性的诸多理念和思想，也都无疑要以到底如何才能真正兑现、如何才能真正地促*的更好生存和全面发展作为其根本要义和旨归；否则，如果脱离和违背了这样一个基点，那么，任何所谓的“发展”和“进步”，都将必然是没有什么真正价值和意义可以言说的——这是因为，所谓“生存与发展”以及所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等等，从根本上说，又并非人而外的其他任何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本身，而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社会的“第一*”；换句话说，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离开了人的生命意义与生死情结，那么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必将因此而全面沦为恍兮惚兮、虚无缥缈而不可想象的东西，同时亦便因此而不知其将从何说起——要知道，纵观人类历史，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哪一个社会要把经济作为其自身发展中心及其存在的第一要义。
近十年来，汉语思想界有关于“中庸学”的 研究 状况大抵如此。但这样一种研究状态和水平，今天看来，确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且非仅如此，从中我们还可觉察到其中无不充斥着的以多元、多义为指归的相对主义甚至于虚无主义、绝对的虚无主义的影子。不知今日之学人对此会作何感想，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然其去古人有间矣”，已根本不可能像古人理解他们自己那样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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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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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8 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