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说，《水浒传》的主题并非农民起义，而是描写*组织的（宋江就是*老大）。这种观点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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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7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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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3 02:40
当然，探讨《水浒传》的主题，还要着眼于《水浒传》本身。从内容看，《水浒传》描写的是发生于北宋未年的一场正义阶层反抗非正义阶层的斗争的全过程。这场斗争，并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因为在斗争过程中，既看不到农民——依附于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人的影子，也看不出任何与农民*有关的动机与追求；这场斗争，也很难称做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组成正义一方阵容的大部分人恰恰出自统治阶级内部，无论是“林教头”、“武都头”、“鲁提辖”，还是“宋押司”、“杨制使”、“秦统制”，这部分人甚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于普通大众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身份上看，这几乎就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但是，这决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场斗争的特殊性正是《水浒传》的主旨所在：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中，展现市民文化的风貌和特质。一方面，纯粹的市民阶级做为辅助的、从属的、但也不可忽视的力量加入了正义一方；另一方面，正义一方的主力虽然出自统治阶级，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级却本非水火不容的社会集团，就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而言，两大集团是颇多近似之处的，从这些主力所体现的文化本质来看，他们无疑都是典型的市民人物。因此可以这样说，《水浒传》中的正义阶层，是以市民为主体组成的。
《水浒传》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尤其着力刻画了以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为代表的水浒英雄形象，揭示了他们最终参加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原因，描绘了他们曲折离奇的斗争经历。水浒英雄身上，体现了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对公正、正义的朴素向往，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精神品性，恩怨分明、表里如一的人格素质，当然也包括使性逞气、狡黠油滑、贪图享乐的市民陋习。他们的斗争行为，既不出于农民式的“均*、分田地”的经济愿望，也未达到推翻封建政权的*自觉，而是导源于外力压迫下的自由释放人性的冲动。在走上反抗道路之前，水浒英雄们大多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一般并未遭受经济上的剥削，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常常以不正当手段侵夺他人利益，甚至以此为生，比如时迁，在把自己的偷盗技术融入梁山泊的正义事业之前，显然只是一个卑琐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施恩则借助老子的淫威在快活林欺行霸市；而孙二娘和张青，李俊和李立，分明就是孟州道和揭阳岭上卖人肉的江湖屠夫。阮氏三兄弟是遭受过经济压迫的，但这种经济压迫却不是导致三兄弟走上反抗道路的根本原因。
水浒英雄的困境，来自于*压迫和人格歧视。水浒英雄并非全无社会地位和*资本，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压迫和人格歧视，有时这种压迫和歧视变本加力，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一点，可以从林冲、武松、杨志、柴进、卢俊义等人的遭遇中看到。与上层统治阶级对水浒英雄的*压迫和人格歧视相对照，水浒英雄内部是十分讲求*平等和人格尊重的，这是水浒英雄群体的重要凝聚力之一。水浒英雄群体可谓三教九流的大杂烩，既招纳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也聚集了“猎户渔人，屠儿刽子”，甚至纠合了鸡鸣狗盗之徒、偷骗酸悭之辈，但各色人等无问亲疏、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哥弟称呼”，对“忠诚信义”的共同认识是水浒英雄达*权平等与人格尊重的思想基础，水浒英雄摒弃了以出身、地位为判别人品高下标准的封建等级观念，他们的互相尊重，完全建立在人格倾慕和品性认同的基础之上。
做为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水浒英雄所遭受的*压迫和人格歧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市民阶层做为一支富有生命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其生存与壮大，必然意味着对于固有社会秩序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甚至破坏，因此必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从而也必然招致统治阶级的禁锢与打击。而禁锢与打击，必然引发市民阶层的反抗与斗争。
“替天行道”的正义幻想、江湖义气和张扬个性的*冲动是促使水浒英雄团结起来并走上反抗道路的内在原因。要说明这一问题，须从宋江谈起。宋江是维系水浒英雄群体团结与合作的核心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梁山事业的性质和命运。出身刀笔小吏的宋江，文不及吴用、公孙胜，武不及林冲、鲁智深，沙场征战几无尺寸之功，但靠着“仗义疏财”、“济弱扶倾”的豪侠义气和善解人意的天然秉赋，他极其顺利地赢得了所有水浒英雄近于赤诚的拥戴，就连李逵这样暴烈不驯的汉子，也不得不对他俯首贴耳，他甚至把这些散漫的、一向习惯于单打独斗的英雄凝聚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集体。当然，水浒英雄之所以不计个人恩怨死心塌地地追随宋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宋江“替天行道”的*鸟托邦所吸引。宋江是深知这一*鸟托邦的号召力与说服力的，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宣传和推广，效果也相当明显。宋江的*鸟托邦，虽然不免带有扬空高蹈的迷幻色彩，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不但把水浒英雄杂乱无章、是非难辨的个人豪侠行为纳入了正义规道，而且对于壮大梁山正义队伍的力量也是大有助益的，显然，如果不打出“替天行道”这一*招牌，仅凭“义气相投”，呼延灼、关胜等出身高贵的朝廷大将是不可能甘心归顺的。在决定梁山事业的前途和水浒英雄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替天行道”的*理想和水浒弟兄的江湖情谊敉平了各路英雄在是否接受朝廷招安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使梁山队伍继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对宋江而言，“招安”是唯一的救赎之路，虽然有种种猜测和担忧，这条道路仍然是最为理想的，因此领受了天道启示并自觉肩负了为水浒弟兄找寻安身立命场所重任的他也就不能不冒险踏上去；而吴用、武松、鲁智深等人，明知前途险恶，也不能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追随着宋江走上招安之路。总而言之，“替天行道 ”的*理想和江湖义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浒英雄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抉择，在关键时刻，这种影响甚至变成了主宰。
“智取生辰纲”事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智取生辰纲”事件在《水浒传》的整体情节结构中具有中心枢纽般的重要地位，它的情节驱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不义之财“生辰纲”引发了七筹好汉的劫夺行为。拦路抢劫本是强盗行为，但因为抢劫的是不义之财，这一强盗行为便具有了正义性质，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七筹好汉在抢劫过程中所展现的智慧和胆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二）江湖义气使素无联系的七筹好汉聚合起来，成为一个配合默契、步调一致的集体。七筹好汉命定般的汇聚东溪村，无非是“义气”使然。（三）对“图个一世快活”这一典型的市民化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是七筹好汉劫夺行为的内在动机。前面已经说过，一○八个水浒英雄里面，遭受过经济剥削者并不多，阮氏三兄弟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然而三兄弟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听从吴用的劝说入伙撞筹，主要原因却并非经济剥削达到了让他们不能忍受的程度。 在破败寥落的石碣村里，三兄弟早已厌倦了“只管打鱼营生”的平淡乏味的日常劳作，他们对“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也不怕；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羡慕已久，用阮小七的话说就是：“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所谓“受用” ，既包含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更包含人性不受拘束的张扬。有了对这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晁盖和吴用的热诚邀请，才搔到了他们的“痒处”，使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到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之中。因此可以说，对“快活”和“受用”的市民化人生境界的*追求才是阮氏三兄弟正义行为的根本动因，和林冲、杨志等人相比，阮氏三兄弟这种*追求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可见，“七星聚义”之“义”，既是指正义企图，也是指江湖义气，所谓“七星聚义”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七筹好汉依靠江湖义气聚于正义的旗号之下。这一组织模式也是其他水浒英雄团伙和梁山英雄群体的组织模式。“智取生辰纲”事件对整个梁山正义事业来说，既是一个缩影，也是它情绪激昂的前奏。这一事件不仅生发了丰富多彩的故事线索——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就是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展开的，而且为这些故事线索提供了强大的情节驱动力，或者说这一系列精彩的故事也被这一事件的情节驱动力所“穿透”，从而具有了与这一事件相同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无一不是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正义理想、浓厚的江湖义气与市民文化趣味的证明和阐释。
水浒英雄向往的人生境界，是具有深厚人文主义特质的人生境界，但他们最终选择的达到这一境界的手段和途径——接受招安，却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宋江在柴进庄上送别武松时嘱咐道：“日后到得边庭上，一刀一*，博得个封妻荫子。”这种人生蓝图，武松也许并不在意，宋江却是一直揣在怀里的，封建势力的*，非但未能改变他对这付蓝图的热诚，反而促使他更迅速地把这幅蓝图强加到每一位水浒英雄身上，从而使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正义行为，变成了暂避山林、专等招安的“忠君”心迹的间接证据。在这幅蓝图的导引之下，宋江率领水浒英雄走上了“招安”之路，最后落得了个“七零八散、死伤大半”的结局。
当然，仅有*理想和江湖义气，水浒英雄形象不免流于苍白空虚。是特异丰满的个性给水浒英雄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而张扬个性乃是水浒英雄的基本性格特点，也是水浒英雄斗争与反抗行为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复合式的、层次分明的结构形态，这种主题结构分为由外而里的三个层次，最外一层表现为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正义幻想，这一幻想在“忠君”的旗号下和“招安”的道路上走向破灭；中间一层是水浒英雄以豪侠义气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人际关系之上的、以*平等和人格尊重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精神；核心层是水浒英雄张扬个性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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