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温州的年夜饭都在外边吃？为什么又叫“分岁酒”？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2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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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4-08-16 05:06

昨天温州下了一场大雪，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快要过年了。现在这段时间，正是市民忙着办年货的时候。说起过年，有不少市民会感叹：现在过年的气氛怎么越来越淡了，还不如西方的圣诞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天天都像在过大年。这让我们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温州人忙过年时那一幕热闹的情景。年货摆到“民主轮船”上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的腊月廿六，笔者从部队回家探亲，坐火车抵达上海后，再转乘“民主18号”大客轮。一到十六铺码头，只见到处人头攒动、人流如潮，身边大多是说温州话的老乡，大家都急着买票乘船赶回家过年。幸亏笔者事先委托在上海的老战友帮忙买了票，要不，就算排上三天三夜的队，也不一定能买到回温州的船票。 “民主轮船”还未驶出吴淞口，乘客们便忙碌起来了。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大包小包里变戏法似地掏东西，什么腊鸡、腊肉、鱼干、香肠，甚至还有五六公斤重的大猪头。经过多日的旅途奔波，包里的这些东西都散发出阵阵异味，大家都急着拿东西出来透气，毕竟离到家还有三十来个小时。有的摆在甲板上，有的挂在船舷上，有的铺在走廊边，轮船顿时成了年货展示会。笔者睡在四等舱上铺，对面的小伙子大概二十岁出头。他说自己姓鲍，住在市区西郭，初中毕业后跟亲戚到北方搞“冷作”业务，也就是从事金属材料加工，生意还不错。温州有句古话“捣臼、扫帚也要搬回家过年”，这不，他也归心似箭。他还说，山西的东西真便宜，鸡、鸭只有三四毛钱一斤，于是买了很多鸡，都用来腌制酱油鸡。他还买了一只大大的腌猪头，跟笔者解释说，猪头是好东西，温州有年前“还冬”的习俗，猪头是必备的祭品，他信佛的奶奶再三叮嘱他要买个猪头过年，保佑合家平安。 “我到九江出差时，鄱阳湖的甲鱼还真多，农贸市场到处都是，一块钱可买好几只，我一口气买了十几只甲鱼，还专门晒了鲤鱼鲞，这味道决不亚于酱油鸡。”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也过来展示自己的“年货”，话语里透出洋洋得意的神色。 “瞧，这是我从内蒙古建设工地上带回家的牛肉干、兔子肉，那里的野兔子味道可鲜了，这次回家可以让孩子们解解馋了。”一位老师傅手里拿着野兔肉，让大伙们开开眼界。相形之下，就笔者最寒酸了，摸着自己旅行包里仅有的几瓶“双沟大曲”和几条“大前门”香烟，为自己没有将部队驻地盛产的野鸭子晒成酱油鸭而深感后悔。 “华侨人抵不上四个轮” 岁月悠悠，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笔者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温州。那年春节，大家还是照样忙着办年货。笔者家隔壁有一位叫阿豹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后支边去了黑龙江，他大概在军垦农场学会了开拖拉机、汽车，返城后在市区一家国营企业当驾驶员。那时，温州会开车的人很少，民间还流传着“车轮滚滚，钞票一大捆”，“华侨人抵不上‘四个轮’”的俚语，司机很是吃香，不少姑娘找对象，都把司机列为首选。一到年关，有“一技之长”的司机就更俏了。只见阿豹开着车到处跑，一会儿去泰顺、文成，捎回来冬笋、香菇、黄花菜，一会儿又从临海、黄岩等地拉来了整车的桔子、文旦、荸荠，一会儿又去金华带来了猪肚、猪肝、豆腐皮、花生米……他家里就像是开杂货店的。尽管这些土特产价值不是很高，却是每个人家里都需要的，温州又特别喜欢紧俏食品，到他们家的亲戚朋友是来了一拨又一拨，拿阿豹老婆的话说，那真是“门都叫人踏破了”。况且，不少年货都是阿豹帮别人买的，有的因为值不了几个钱，他就作个顺水人情，连本钱都没收。半夜排队凭票买肉时至年关，温州到处是排队的长龙。什么都要凭票，像粮票、肉票、鱼票、油票、糖票、酒票、水果票、香烟票、年糕票、糯米票等等，一般的家庭主妇手上的票证起码都有十余种，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与工矿企业年终还会分到自行车票、皮鞋票、缝纫机票等紧俏物质的计划票。有一次，温州一水产商店新到一批新鲜的大黄鱼、带鱼、乌贼，店门口立刻就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如果来晚了，只能买到烂鱼和臭虾了。买肉也是如此。那时候，肥肉成了抢手货，排在前头的市民可以买到板油、花油、猪肝、猪腰，排在队尾的只能买带有骨头的次肉了。为吃上好肉，不少市民会半夜起床，带着小板凳在肉铺门口排队到天亮。然而，很多不用计划票买的东西也要排队。过年时，家家户户要蒸松糕、箬糕，不过制作工序比较繁琐，首先要将糯米磨成粉，可是市区没有磨坊，一些农民就将碾粉机搬到城里，在街头巷尾设立临时加工点，市民如果想做松糕，不得不在加工点前排队。甚至连打“爆米花”的，他们把担子一放下，身边马上就围着一大群小孩子，他们从家里端出了大米、番薯干片，挨个排成队，听着那“嘣”的一声响，仿佛是听到迎春的礼炮，平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过年忙，忙过年，市民大部分时间“忙”在排队购年货上，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想像不到的。供销员累得像头驴市民在过年时比较忙，其实还有一类人更忙，那就是供销员。供销员大概也是温州的特色之一，有其特定的含义。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随着乡镇（街道）企业以及家庭工业的崛起，产生了专门从事采购加工原料和器材设备，以及推销产品的业务人员。这些人平日走南闯北，订合同、购物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队伍非常庞大，当时被媒体号称“十万供销大军”，他们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立下了不少功劳。一到年关，他们的肩膀上又加了一副担子———要为亲朋好友采办过年货。笔者于1976年过年时在金华火车站遇到一位老战友，只见他身上大包小包一大堆。那么冷的天，他却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还说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搬下来呢，要笔者帮忙看着他的东西。一打听，老战友退伍后在温州一家乡镇企业做供销员，正赶着回温州过年呢。那一大堆东西全是给上司、同事以及亲戚朋友带的过年货。他说，温州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每当供销员出差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大都市，亲朋好友总会递上一张购物清单。像皮鞋、胶鞋、手表、尼龙袜、的确凉、卡其布、饼干，有各种吃的用的，甚至连女人的胸罩、卫生巾都有！到了上海，看到温州没有的东西都想买，恨不得把整个百货大楼搬到温州去，那才叫过瘾！ “唉，不怕你笑话，供销员在客户、货主面前做孙子，什么气都得忍；进商店像疯子，什么东西都想买；回家路上像驴子，什么重物都往身上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批条子”成了办年货的门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些物资供销部门的领导掌握着“批条子”的大权。一到年关，他们是最吃香、最风光的，不过也有痛苦、烦恼的时候，尤其是烟糖公司、食品公司、水产公司、百货公司、土特产公司等，因为计划供应的物资还留有一定的份额，于是上门拉关系、批条子的人络绎不绝。笔者的一位老上司，解放初期担任某鱼市场的负责人，一直在水产供销部门当领导，经过各种政治风浪，也算得上是位“不倒翁”了。每当年关来临，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老熟人纷纷找上门，无非是向他要点公价的便宜货。批与不批，只凭手中一支笔，批多了跟上头不好交代，如果追查下来就会倒霉；批少或不批，会有碍面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采取旧社会穷人避债的办法，东躲西藏，在隐蔽之处办公，甚至连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准确行踪，直到除夕夜才敢露面。另一位朋友正好相反，他在文艺单位工作，平时在文学方面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与建树，但他人缘极好，能说会道，还结交了社会上三教九流以及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加上他与人为善，拿温州话来说，属于喜欢“挈篮儿”的人，朋友有什么难处，总是想方设法地替他们排忧解难。一到年关，他总有办法从某些部门领导手中批到不少条子，使他那个所谓的“清水衙门”也能买到一批紧俏货，为单位改善了福利。那时候，“批条子”无疑是计划经济时代办年货的一条重要门路。戏文里有句唱词：“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那个年代物资紧缺，市民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过年的气氛总是很浓厚，送灶爷、还冬、晒鳗鲞、挂年画、贴春联、掸新、送节……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温州人管吃年夜饭叫吃“分岁酒”。经过近一个月的奔波，年货准备得也差不多了。大年三十晚，一般百姓的餐桌上都会摆上十个大红的高脚碗，以示“十全十美”。柑橘、腊鸡、腊肉、鳗鲞、胶冻、花蚶、红枣、牡蛎、猪肝等冷碟，比平时丰盛多了。中间的“十大碗”有年糕、黄鱼、猪蹄、鸡鸭、黄鱼、香菇笋、爆墨鱼、炒猪肚等，最后是八宝饭、红枣桂圆汤之类的甜品。全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团圆。随着新春钟声的敲响，鞭炮声响彻夜空，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震撼大地，温州人称作“关门炮”，是避邪驱凶用的。人们企盼来年又是一个平平安安幸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