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怎样使齐国强大 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25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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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仅供参考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其实，个人认为管仲更像个经济学家。他在齐国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与组织建设，这主要是：
1.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2.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3.鼓励贸易往来，对进入齐国的商旅提供一些便利，甚至会提供仆人。
4.根据齐国近海的便利，因地制宜，发展鱼盐业。
5.三选上记、举贤任能。
对外，主要是提出尊王攘夷，借助周天子的号召力与象征意义，兼并诸侯，称霸天下。
管仲的战争，多是以多攻少，以强凌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用金融战（鼓动齐桓公穿别国的丝帛，形成全国的风潮，造成他国的粮荒，然后禁止穿该种丝帛，坑害周边小国）屈服了周边的两个小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敌！
同时，这对我们现在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
2.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军队建设。
3.金融战，这是个人的认知：即借助我们当下的大量外汇同东南亚诸国打一场金融战，促成南海问题的解决。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管仲以官府的名义，开了很多家济院!至少把来此地寻求发展的男的都栓牢了！
管仲在齐国，不但发展农业，商业等多种产业，使齐国逐渐富强
管仲在劝说齐桓公和外国交往时，有舍有得，使得周边国家十分佩服齐国！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总的来说无非是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创举。
经济方面管仲提倡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提倡商业，提倡功利，国家经济，促进消费等思想在中国领先了两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才为后人所深入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吸引外资，发展商业。当时规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驾驶一乘车来的商人，管饭；三乘车的，除了管饭，还供应牲口饲料；五乘车的，配以五名服务员。“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一个避免重复征税和施行低额度征税的*。此外，“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设立*院，吸引外国商人，同时对妓院收税，补给国库。号称当时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齐国，这无疑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商业发展经济。在当时重农思想严重的时代，甚至于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这种经济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筹的。只有宋朝的经济思想较多的借鉴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两千年帝制社会中最富的一朝。
2、国家垄断高利润行业。齐桓公有一次与管仲商量增税，管仲否决后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盐铁国营*：管子给齐桓公算了一笔帐，每月男人要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两升半。国家垄断制盐，每升盐价格提高二钱，万乘大国人口以千万计，每个月获利六千万，利润远高于收税。收税的话人们必将号叫反对，而实行盐税*群众无法逃避。铁税的情况也是类似。此外，还可以从国外低价购进盐铁，高价销售，这是利用他国资源来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对彻底的垄断盐铁，仅仅垄断销售的源头，制盐铁的仍然是私人，各处销售盐铁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国家充当大批发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国家垄断的这一环节看作是一个抽取间接税和稳定物价的过程。
还可以利用国家实力，人为创造垄断行业。有一次齐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没钱买礼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产玉壁的地方筑城，让当地工匠雕刻特制玉壁。等将来朝拜天子，恳请天子将此种玉壁立为朝见必备的礼物，到时此玉壁奇货可居！”齐桓公依计行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宝、粮食、彩帛到齐国去购买玉壁，天下财物尽入齐国，齐国八年没有征税。另一次，齐桓公要想降伏鲁国梁国。鲁梁织绨业发达，于是管仲下令齐国民众都穿绨，不得穿帛，但是严禁齐国人织绨，而对鲁梁两国的商人许以赏赐，鼓励他们进行绨的贸易。鲁梁见到织绨有巨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织绨。待到春耕过后，管仲下令齐国民众必须穿帛不得穿绨，并停止与鲁梁的贸易。鲁梁的绨顿时卖不出去，而粮食匮乏。齐国粮价十钱，鲁国粮价却已达到一千钱。鲁梁的经济几乎崩溃，两年后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国梁国请求归顺。
3、均输平准。这是两个经济名词，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管仲举了两个例子：齐国东部粮食丰收，西部水灾欠产，粮价相差十倍。故向两地收税，要求用粮食来交纳税收三十钱。这样东部就要交纳西部十倍的粮食，国家只要从中调剂运输，西部粮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输；一年四季，物产不同，富余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样。国家要注意时节，提供国家信贷，发展匮乏商品，同时大量收购贱价物品，形成国家储备，将来就可以用来对付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此为平准。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更加认真的看看管子，学习一下他的这些理论。
汉武帝时期又把第二、第三条*拿了出来，有力的控制了国家经济。但是相比较管仲，汉武帝把第二第三条用的太过，以至于与民争利，过犹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导人民，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督导。这种思想和两千年后的西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说商品进行调节，“驱使”人民自觉的去完成某些国家活动。
所谓管子的尚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质量较高，管仲曾向齐桓公要求： “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见管仲本人对奢侈、富贵生活的要求；二是当时周朝诸侯们的正统思想是节俭，管仲反对过分节俭，提倡合理消费，这种思想也为现代人所广泛接受，但是在当时却被人非议。那位老夫子就曰过：“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还批评管仲不遵守礼仪，实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就是富人往往会收藏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古玩、字画，国家要鼓励他们这样干，一则可以把货币流行于世，促进经济循环，二来可以让富人不去垄断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5、顺民思想。这种思想倒没有什么独创之处，孟子整天的什么“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管子废井田（周礼，一块地井字平分为九块，*的一块为公共地，产出上缴），实行分田到户，按土地质量和数量收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6、工商管理。手工业方面设置“工正、工师、铁官”等职位进行管理，大力发展冶金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业方面设立市场，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国家统计、国家货币、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篇幅所限，不再赘言。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后世汉武帝的桑弘羊盐铁改革，王安石变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经济思想的滥觞，可惜却一直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视，未能发扬光大，令人扼腕。
*改革
管仲的*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跨越时代，但是其面对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况，而极具针对性的变革措施，仍然是那一个时期的亮点。他的*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军制、外交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最重要的*问题。
1、思想方面。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虽然重视礼义廉耻，但是很明显和后期变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实际操作性。
管仲的*改革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提出顺民、自然、简洁三大立法原则，创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一法律至上的执法原则，这是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雏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烈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进步性。
2、行政方面。国（都）野（鄙）分治，士农工商分开，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且要继承父辈的职业，不得自由迁徙。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利于相关职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桓公直辖其中的十一个，大臣高子和国子各管理五个。*设立三官之臣，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等事务；地方上设立属、县、乡、卒、邑，层层管理农民。
3、军制方面。实行寓军令于内政的方法，按照师、乡、连、里、轨、伍，行政上的十五个乡共出兵三万人。这些人平时住在一起，不许迁徙，相互熟悉，战争时可以相互协调，做到“同乐，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狩猎来训练队伍，平时则寓兵于农。
针对军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动性，设立间谍组织。种种措施使得齐国战斗力强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亲邻国”，把卫鲁燕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实行近交远攻*，设置藩属国这一缓冲地带，保证本国的安全。“率诸侯而朝天子”，“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不义，使自己站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树立威信。战争对象主张以治击乱，以谋击愚，以能击弱，理性对待战争，重视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线，与后世儒家的“王道”路线有很多不同，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乱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时宜的！老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礼，束发右衽，被发左衽是野人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发型和衣襟开口方向的问题），考虑到老夫子历来严格律人律己，这些评价是很难得的，也是孔子对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现。
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后面还有一半，字数不够了，如需要，我发给你。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仅供参考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其实，个人认为管仲更像个经济学家。他在齐国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与组织建设，这主要是：
1.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2.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3.鼓励贸易往来，对进入齐国的商旅提供一些便利，甚至会提供仆人。
4.根据齐国近海的便利，因地制宜，发展鱼盐业。
5.三选上记、举贤任能。
对外，主要是提出尊王攘夷，借助周天子的号召力与象征意义，兼并诸侯，称霸天下。
管仲的战争，多是以多攻少，以强凌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用金融战（鼓动齐桓公穿别国的丝帛，形成全国的风潮，造成他国的粮荒，然后禁止穿该种丝帛，坑害周边小国）屈服了周边的两个小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敌！
同时，这对我们现在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
2.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军队建设。
3.金融战，这是个人的认知：即借助我们当下的大量外汇同东南亚诸国打一场金融战，促成南海问题的解决。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以官府的名义，开了很多家济院!至少把来此地寻求发展的男的都栓牢了！
管仲在齐国，不但发展农业，商业等多种产业，使齐国逐渐富强
管仲在劝说齐桓公和外国交往时，有舍有得，使得周边国家十分佩服齐国！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仅供参考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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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总的来说无非是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创举。
经济方面管仲提倡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提倡商业，提倡功利，国家经济，促进消费等思想在中国领先了两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才为后人所深入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吸引外资，发展商业。当时规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驾驶一乘车来的商人，管饭；三乘车的，除了管饭，还供应牲口饲料；五乘车的，配以五名服务员。“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一个避免重复征税和施行低额度征税的*。此外，“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设立*院，吸引外国商人，同时对妓院收税，补给国库。号称当时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齐国，这无疑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商业发展经济。在当时重农思想严重的时代，甚至于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这种经济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筹的。只有宋朝的经济思想较多的借鉴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两千年帝制社会中最富的一朝。
2、国家垄断高利润行业。齐桓公有一次与管仲商量增税，管仲否决后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盐铁国营*：管子给齐桓公算了一笔帐，每月男人要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两升半。国家垄断制盐，每升盐价格提高二钱，万乘大国人口以千万计，每个月获利六千万，利润远高于收税。收税的话人们必将号叫反对，而实行盐税*群众无法逃避。铁税的情况也是类似。此外，还可以从国外低价购进盐铁，高价销售，这是利用他国资源来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对彻底的垄断盐铁，仅仅垄断销售的源头，制盐铁的仍然是私人，各处销售盐铁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国家充当大批发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国家垄断的这一环节看作是一个抽取间接税和稳定物价的过程。
还可以利用国家实力，人为创造垄断行业。有一次齐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没钱买礼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产玉壁的地方筑城，让当地工匠雕刻特制玉壁。等将来朝拜天子，恳请天子将此种玉壁立为朝见必备的礼物，到时此玉壁奇货可居！”齐桓公依计行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宝、粮食、彩帛到齐国去购买玉壁，天下财物尽入齐国，齐国八年没有征税。另一次，齐桓公要想降伏鲁国梁国。鲁梁织绨业发达，于是管仲下令齐国民众都穿绨，不得穿帛，但是严禁齐国人织绨，而对鲁梁两国的商人许以赏赐，鼓励他们进行绨的贸易。鲁梁见到织绨有巨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织绨。待到春耕过后，管仲下令齐国民众必须穿帛不得穿绨，并停止与鲁梁的贸易。鲁梁的绨顿时卖不出去，而粮食匮乏。齐国粮价十钱，鲁国粮价却已达到一千钱。鲁梁的经济几乎崩溃，两年后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国梁国请求归顺。
3、均输平准。这是两个经济名词，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管仲举了两个例子：齐国东部粮食丰收，西部水灾欠产，粮价相差十倍。故向两地收税，要求用粮食来交纳税收三十钱。这样东部就要交纳西部十倍的粮食，国家只要从中调剂运输，西部粮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输；一年四季，物产不同，富余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样。国家要注意时节，提供国家信贷，发展匮乏商品，同时大量收购贱价物品，形成国家储备，将来就可以用来对付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此为平准。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更加认真的看看管子，学习一下他的这些理论。
汉武帝时期又把第二、第三条*拿了出来，有力的控制了国家经济。但是相比较管仲，汉武帝把第二第三条用的太过，以至于与民争利，过犹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导人民，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督导。这种思想和两千年后的西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说商品进行调节，“驱使”人民自觉的去完成某些国家活动。
所谓管子的尚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质量较高，管仲曾向齐桓公要求： “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见管仲本人对奢侈、富贵生活的要求；二是当时周朝诸侯们的正统思想是节俭，管仲反对过分节俭，提倡合理消费，这种思想也为现代人所广泛接受，但是在当时却被人非议。那位老夫子就曰过：“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还批评管仲不遵守礼仪，实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就是富人往往会收藏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古玩、字画，国家要鼓励他们这样干，一则可以把货币流行于世，促进经济循环，二来可以让富人不去垄断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5、顺民思想。这种思想倒没有什么独创之处，孟子整天的什么“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管子废井田（周礼，一块地井字平分为九块，*的一块为公共地，产出上缴），实行分田到户，按土地质量和数量收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6、工商管理。手工业方面设置“工正、工师、铁官”等职位进行管理，大力发展冶金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业方面设立市场，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国家统计、国家货币、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篇幅所限，不再赘言。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后世汉武帝的桑弘羊盐铁改革，王安石变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经济思想的滥觞，可惜却一直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视，未能发扬光大，令人扼腕。
*改革
管仲的*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跨越时代，但是其面对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况，而极具针对性的变革措施，仍然是那一个时期的亮点。他的*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军制、外交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最重要的*问题。
1、思想方面。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虽然重视礼义廉耻，但是很明显和后期变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实际操作性。
管仲的*改革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提出顺民、自然、简洁三大立法原则，创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一法律至上的执法原则，这是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雏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烈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进步性。
2、行政方面。国（都）野（鄙）分治，士农工商分开，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且要继承父辈的职业，不得自由迁徙。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利于相关职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桓公直辖其中的十一个，大臣高子和国子各管理五个。*设立三官之臣，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等事务；地方上设立属、县、乡、卒、邑，层层管理农民。
3、军制方面。实行寓军令于内政的方法，按照师、乡、连、里、轨、伍，行政上的十五个乡共出兵三万人。这些人平时住在一起，不许迁徙，相互熟悉，战争时可以相互协调，做到“同乐，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狩猎来训练队伍，平时则寓兵于农。
针对军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动性，设立间谍组织。种种措施使得齐国战斗力强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亲邻国”，把卫鲁燕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实行近交远攻*，设置藩属国这一缓冲地带，保证本国的安全。“率诸侯而朝天子”，“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不义，使自己站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树立威信。战争对象主张以治击乱，以谋击愚，以能击弱，理性对待战争，重视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线，与后世儒家的“王道”路线有很多不同，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乱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时宜的！老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礼，束发右衽，被发左衽是野人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发型和衣襟开口方向的问题），考虑到老夫子历来严格律人律己，这些评价是很难得的，也是孔子对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现。
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后面还有一半，字数不够了，如需要，我发给你。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09

其实，个人认为管仲更像个经济学家。他在齐国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与组织建设，这主要是：
1.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2.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3.鼓励贸易往来，对进入齐国的商旅提供一些便利，甚至会提供仆人。
4.根据齐国近海的便利，因地制宜，发展鱼盐业。
5.三选上记、举贤任能。
对外，主要是提出尊王攘夷，借助周天子的号召力与象征意义，兼并诸侯，称霸天下。
管仲的战争，多是以多攻少，以强凌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用金融战（鼓动齐桓公穿别国的丝帛，形成全国的风潮，造成他国的粮荒，然后禁止穿该种丝帛，坑害周边小国）屈服了周边的两个小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敌！
同时，这对我们现在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
2.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军队建设。
3.金融战，这是个人的认知：即借助我们当下的大量外汇同东南亚诸国打一场金融战，促成南海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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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个人认为管仲更像个经济学家。他在齐国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与组织建设，这主要是：
1.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2.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3.鼓励贸易往来，对进入齐国的商旅提供一些便利，甚至会提供仆人。
4.根据齐国近海的便利，因地制宜，发展鱼盐业。
5.三选上记、举贤任能。
对外，主要是提出尊王攘夷，借助周天子的号召力与象征意义，兼并诸侯，称霸天下。
管仲的战争，多是以多攻少，以强凌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用金融战（鼓动齐桓公穿别国的丝帛，形成全国的风潮，造成他国的粮荒，然后禁止穿该种丝帛，坑害周边小国）屈服了周边的两个小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敌！
同时，这对我们现在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
2.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军队建设。
3.金融战，这是个人的认知：即借助我们当下的大量外汇同东南亚诸国打一场金融战，促成南海问题的解决。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以官府的名义，开了很多家济院!至少把来此地寻求发展的男的都栓牢了！
管仲在齐国，不但发展农业，商业等多种产业，使齐国逐渐富强
管仲在劝说齐桓公和外国交往时，有舍有得，使得周边国家十分佩服齐国！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以官府的名义，开了很多家济院!至少把来此地寻求发展的男的都栓牢了！
管仲在齐国，不但发展农业，商业等多种产业，使齐国逐渐富强
管仲在劝说齐桓公和外国交往时，有舍有得，使得周边国家十分佩服齐国！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总的来说无非是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创举。
经济方面管仲提倡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提倡商业，提倡功利，国家经济，促进消费等思想在中国领先了两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才为后人所深入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吸引外资，发展商业。当时规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驾驶一乘车来的商人，管饭；三乘车的，除了管饭，还供应牲口饲料；五乘车的，配以五名服务员。“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一个避免重复征税和施行低额度征税的*。此外，“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设立*院，吸引外国商人，同时对妓院收税，补给国库。号称当时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齐国，这无疑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商业发展经济。在当时重农思想严重的时代，甚至于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这种经济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筹的。只有宋朝的经济思想较多的借鉴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两千年帝制社会中最富的一朝。
2、国家垄断高利润行业。齐桓公有一次与管仲商量增税，管仲否决后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盐铁国营*：管子给齐桓公算了一笔帐，每月男人要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两升半。国家垄断制盐，每升盐价格提高二钱，万乘大国人口以千万计，每个月获利六千万，利润远高于收税。收税的话人们必将号叫反对，而实行盐税*群众无法逃避。铁税的情况也是类似。此外，还可以从国外低价购进盐铁，高价销售，这是利用他国资源来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对彻底的垄断盐铁，仅仅垄断销售的源头，制盐铁的仍然是私人，各处销售盐铁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国家充当大批发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国家垄断的这一环节看作是一个抽取间接税和稳定物价的过程。
还可以利用国家实力，人为创造垄断行业。有一次齐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没钱买礼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产玉壁的地方筑城，让当地工匠雕刻特制玉壁。等将来朝拜天子，恳请天子将此种玉壁立为朝见必备的礼物，到时此玉壁奇货可居！”齐桓公依计行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宝、粮食、彩帛到齐国去购买玉壁，天下财物尽入齐国，齐国八年没有征税。另一次，齐桓公要想降伏鲁国梁国。鲁梁织绨业发达，于是管仲下令齐国民众都穿绨，不得穿帛，但是严禁齐国人织绨，而对鲁梁两国的商人许以赏赐，鼓励他们进行绨的贸易。鲁梁见到织绨有巨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织绨。待到春耕过后，管仲下令齐国民众必须穿帛不得穿绨，并停止与鲁梁的贸易。鲁梁的绨顿时卖不出去，而粮食匮乏。齐国粮价十钱，鲁国粮价却已达到一千钱。鲁梁的经济几乎崩溃，两年后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国梁国请求归顺。
3、均输平准。这是两个经济名词，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管仲举了两个例子：齐国东部粮食丰收，西部水灾欠产，粮价相差十倍。故向两地收税，要求用粮食来交纳税收三十钱。这样东部就要交纳西部十倍的粮食，国家只要从中调剂运输，西部粮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输；一年四季，物产不同，富余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样。国家要注意时节，提供国家信贷，发展匮乏商品，同时大量收购贱价物品，形成国家储备，将来就可以用来对付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此为平准。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更加认真的看看管子，学习一下他的这些理论。
汉武帝时期又把第二、第三条*拿了出来，有力的控制了国家经济。但是相比较管仲，汉武帝把第二第三条用的太过，以至于与民争利，过犹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导人民，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督导。这种思想和两千年后的西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说商品进行调节，“驱使”人民自觉的去完成某些国家活动。
所谓管子的尚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质量较高，管仲曾向齐桓公要求： “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见管仲本人对奢侈、富贵生活的要求；二是当时周朝诸侯们的正统思想是节俭，管仲反对过分节俭，提倡合理消费，这种思想也为现代人所广泛接受，但是在当时却被人非议。那位老夫子就曰过：“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还批评管仲不遵守礼仪，实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就是富人往往会收藏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古玩、字画，国家要鼓励他们这样干，一则可以把货币流行于世，促进经济循环，二来可以让富人不去垄断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5、顺民思想。这种思想倒没有什么独创之处，孟子整天的什么“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管子废井田（周礼，一块地井字平分为九块，*的一块为公共地，产出上缴），实行分田到户，按土地质量和数量收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6、工商管理。手工业方面设置“工正、工师、铁官”等职位进行管理，大力发展冶金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业方面设立市场，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国家统计、国家货币、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篇幅所限，不再赘言。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后世汉武帝的桑弘羊盐铁改革，王安石变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经济思想的滥觞，可惜却一直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视，未能发扬光大，令人扼腕。
*改革
管仲的*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跨越时代，但是其面对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况，而极具针对性的变革措施，仍然是那一个时期的亮点。他的*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军制、外交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最重要的*问题。
1、思想方面。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虽然重视礼义廉耻，但是很明显和后期变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实际操作性。
管仲的*改革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提出顺民、自然、简洁三大立法原则，创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一法律至上的执法原则，这是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雏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烈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进步性。
2、行政方面。国（都）野（鄙）分治，士农工商分开，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且要继承父辈的职业，不得自由迁徙。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利于相关职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桓公直辖其中的十一个，大臣高子和国子各管理五个。*设立三官之臣，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等事务；地方上设立属、县、乡、卒、邑，层层管理农民。
3、军制方面。实行寓军令于内政的方法，按照师、乡、连、里、轨、伍，行政上的十五个乡共出兵三万人。这些人平时住在一起，不许迁徙，相互熟悉，战争时可以相互协调，做到“同乐，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狩猎来训练队伍，平时则寓兵于农。
针对军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动性，设立间谍组织。种种措施使得齐国战斗力强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亲邻国”，把卫鲁燕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实行近交远攻*，设置藩属国这一缓冲地带，保证本国的安全。“率诸侯而朝天子”，“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不义，使自己站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树立威信。战争对象主张以治击乱，以谋击愚，以能击弱，理性对待战争，重视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线，与后世儒家的“王道”路线有很多不同，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乱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时宜的！老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礼，束发右衽，被发左衽是野人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发型和衣襟开口方向的问题），考虑到老夫子历来严格律人律己，这些评价是很难得的，也是孔子对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现。
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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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2-02 21:10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总的来说无非是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创举。
经济方面管仲提倡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提倡商业，提倡功利，国家经济，促进消费等思想在中国领先了两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才为后人所深入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吸引外资，发展商业。当时规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驾驶一乘车来的商人，管饭；三乘车的，除了管饭，还供应牲口饲料；五乘车的，配以五名服务员。“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一个避免重复征税和施行低额度征税的*。此外，“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设立*院，吸引外国商人，同时对妓院收税，补给国库。号称当时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齐国，这无疑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商业发展经济。在当时重农思想严重的时代，甚至于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这种经济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筹的。只有宋朝的经济思想较多的借鉴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两千年帝制社会中最富的一朝。
2、国家垄断高利润行业。齐桓公有一次与管仲商量增税，管仲否决后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盐铁国营*：管子给齐桓公算了一笔帐，每月男人要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两升半。国家垄断制盐，每升盐价格提高二钱，万乘大国人口以千万计，每个月获利六千万，利润远高于收税。收税的话人们必将号叫反对，而实行盐税*群众无法逃避。铁税的情况也是类似。此外，还可以从国外低价购进盐铁，高价销售，这是利用他国资源来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对彻底的垄断盐铁，仅仅垄断销售的源头，制盐铁的仍然是私人，各处销售盐铁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国家充当大批发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国家垄断的这一环节看作是一个抽取间接税和稳定物价的过程。
还可以利用国家实力，人为创造垄断行业。有一次齐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没钱买礼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产玉壁的地方筑城，让当地工匠雕刻特制玉壁。等将来朝拜天子，恳请天子将此种玉壁立为朝见必备的礼物，到时此玉壁奇货可居！”齐桓公依计行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宝、粮食、彩帛到齐国去购买玉壁，天下财物尽入齐国，齐国八年没有征税。另一次，齐桓公要想降伏鲁国梁国。鲁梁织绨业发达，于是管仲下令齐国民众都穿绨，不得穿帛，但是严禁齐国人织绨，而对鲁梁两国的商人许以赏赐，鼓励他们进行绨的贸易。鲁梁见到织绨有巨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织绨。待到春耕过后，管仲下令齐国民众必须穿帛不得穿绨，并停止与鲁梁的贸易。鲁梁的绨顿时卖不出去，而粮食匮乏。齐国粮价十钱，鲁国粮价却已达到一千钱。鲁梁的经济几乎崩溃，两年后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国梁国请求归顺。
3、均输平准。这是两个经济名词，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管仲举了两个例子：齐国东部粮食丰收，西部水灾欠产，粮价相差十倍。故向两地收税，要求用粮食来交纳税收三十钱。这样东部就要交纳西部十倍的粮食，国家只要从中调剂运输，西部粮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输；一年四季，物产不同，富余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样。国家要注意时节，提供国家信贷，发展匮乏商品，同时大量收购贱价物品，形成国家储备，将来就可以用来对付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此为平准。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更加认真的看看管子，学习一下他的这些理论。
汉武帝时期又把第二、第三条*拿了出来，有力的控制了国家经济。但是相比较管仲，汉武帝把第二第三条用的太过，以至于与民争利，过犹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导人民，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督导。这种思想和两千年后的西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说商品进行调节，“驱使”人民自觉的去完成某些国家活动。
所谓管子的尚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质量较高，管仲曾向齐桓公要求： “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见管仲本人对奢侈、富贵生活的要求；二是当时周朝诸侯们的正统思想是节俭，管仲反对过分节俭，提倡合理消费，这种思想也为现代人所广泛接受，但是在当时却被人非议。那位老夫子就曰过：“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还批评管仲不遵守礼仪，实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就是富人往往会收藏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古玩、字画，国家要鼓励他们这样干，一则可以把货币流行于世，促进经济循环，二来可以让富人不去垄断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5、顺民思想。这种思想倒没有什么独创之处，孟子整天的什么“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管子废井田（周礼，一块地井字平分为九块，*的一块为公共地，产出上缴），实行分田到户，按土地质量和数量收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6、工商管理。手工业方面设置“工正、工师、铁官”等职位进行管理，大力发展冶金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业方面设立市场，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国家统计、国家货币、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篇幅所限，不再赘言。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后世汉武帝的桑弘羊盐铁改革，王安石变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经济思想的滥觞，可惜却一直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视，未能发扬光大，令人扼腕。
*改革
管仲的*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跨越时代，但是其面对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况，而极具针对性的变革措施，仍然是那一个时期的亮点。他的*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军制、外交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最重要的*问题。
1、思想方面。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虽然重视礼义廉耻，但是很明显和后期变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实际操作性。
管仲的*改革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提出顺民、自然、简洁三大立法原则，创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一法律至上的执法原则，这是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雏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烈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进步性。
2、行政方面。国（都）野（鄙）分治，士农工商分开，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且要继承父辈的职业，不得自由迁徙。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利于相关职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桓公直辖其中的十一个，大臣高子和国子各管理五个。*设立三官之臣，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等事务；地方上设立属、县、乡、卒、邑，层层管理农民。
3、军制方面。实行寓军令于内政的方法，按照师、乡、连、里、轨、伍，行政上的十五个乡共出兵三万人。这些人平时住在一起，不许迁徙，相互熟悉，战争时可以相互协调，做到“同乐，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狩猎来训练队伍，平时则寓兵于农。
针对军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动性，设立间谍组织。种种措施使得齐国战斗力强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亲邻国”，把卫鲁燕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实行近交远攻*，设置藩属国这一缓冲地带，保证本国的安全。“率诸侯而朝天子”，“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不义，使自己站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树立威信。战争对象主张以治击乱，以谋击愚，以能击弱，理性对待战争，重视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线，与后世儒家的“王道”路线有很多不同，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乱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时宜的！老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礼，束发右衽，被发左衽是野人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发型和衣襟开口方向的问题），考虑到老夫子历来严格律人律己，这些评价是很难得的，也是孔子对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现。
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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