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只有四个真正的隐士,你知道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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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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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02:56
“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叔齐弟兄俩算是最早的隐士，他们的父亲孤竹国国君欲以其三子叔齐为继承人，而叔齐偏要将位让给大哥伯夷。让来让去，两人都不即位，于是一同逃往西岐。
古人为了一个帝位，父子相残，兄弟互杀实乃常事。而这两位仁君却是真的不想当国君，想隐入山林。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他们是不是也隐得迂阔了一点？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这一让，不就等于置国家责任于不顾？此种隐法，虽其德可钦，而其行却未必可嘉。可不是吗？后来整个商的国土（当然包括商的封国孤竹国）都被姜子牙带着周文王占领了，若不是姜子牙看出这两人是义士，他们俩兄弟就都会殒命于乱刀之下。而天下宗周之后，这两兄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上。
真的隐士，其节令人感动的同时，我还是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批评二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把某种德行推崇、实践到极致的作法，在生活中是行不通，也没法学的。甚至是荒谬或者迂阔的。这也注定了真的隐士是极少的，少到只有“标本”。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也许你会问：难道陶渊明不算真正的隐士？
陶渊时算是继伯夷、叔齐之后的真正的隐士。然而，陶渊明的隐居理想也不是很早就有，或一以贯之的。跟所有读书人一样，陶渊明也曾经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出仕多年，功业不成，二十九岁时第一次隐居，那时隐居是当中小地主，日子过得不错。在年过不惑、为母丁忧三年期满之后，他怀着“四十不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
出仕多年，陶渊明没有为五斗米折过腰吗？这肯定不太现实。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腰屈辱积累之后，那种折腰的屈辱实在令他无法再忍受。终于在彭泽县令任上，他被要求折腰迎接上司时，这次要求就成了压垮他忍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毅然挂冠，赋《归去来兮》，潇洒而去。这一次，他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惑”。这“不惑”和坚定之中，有他闲居多年对田园生活的真正的热爱。也只有到了这时，他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隐者。
历朝历代隐士聚居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了。但终南山这个地方假隐士居多，更多人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当隐士，而是借隐居抬高自己的身份，标榜自己的清高，以此等待官府或朝廷的启用。隐，不是这些隐士的目的，反倒是他们求官的捷径。所以人们又称其为“终南捷径”。
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有假隐士才能建功立业。
“大隐隐于市”的袁枚
一直生活在闹市中的清朝乾嘉时期的袁枚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世人没有谁说袁枚是隐士，只因为袁枚“隐居”的艺术性太高。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他乐于隐，隐且快乐着，隐且潇洒着，隐且滋润着。
也许你会问，隐居还要艺术性吗？当然是要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有高超的艺术性隐含其间。
且看袁枚隐逸的艺术性何在。
袁枚第一次辞官后，并没有隐居到山野里去。而是在在辞官前就在他为官的南京江宁这个富庶之地买下一所旧的别墅加以改造、扩建，建成了一座私家园林别墅——随园。
袁枚将其作为日后隐居之地。这也可见袁枚身在官场，心在民间。
第二次辞官之后，袁枚就隐居在这座随园，对其进行一建三改，六次写《随园记》。随园豪华舒适到什么程度？两江总督尹继善想用来作为给皇帝接驾的行宫。由此其舒适豪华的程度可见一斑。只是袁枚不愿意这么做。
袁枚一改隐居必到山野的“传统”，就“隐居”在这样一个地方，江南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南京更是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是江南乡试、皇帝南巡召见的重要场所。袁枚置身其间，优势显而易见。
这里还是秦淮风月之地，富庶繁华，有着浓郁的江南商业氛围、世俗风情。袁枚自然也要受到感染。其实，袁枚就喜欢这些。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完全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模式，独立在既有的人生观和士的观念之外，带有浓郁的商业性和世俗特点。他既保持个体独立，却又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特别是与文官阶层保持密切的往来。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和布衣，于世情多了一份通达与圆融，也不追求“致君尧舜上”的抱负理想，于*多了一份清醒与独立。
袁枚经常在随园举行大规模的文宴，最初的到访者多是现职*、举子、文士，到后来发展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以至凡过南京者必到随园，以到此一游，与袁枚有一面之缘或一饭之缘为荣。来访者的多样性与流动性，对扩大袁枚的影响极其有利。袁枚一边结交有力者以求支持，一边发现真正的文士加以提携。
而对于为官的那些琐事、俗事，他早已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不留恋。
一个彻底摒弃了为官之念的人，一个完全纵情于世俗生活中的人，难道不算是真正的隐士？
陶渊明和袁枚都是四十岁前后决定隐居。但袁枚比陶渊明醒悟得更早、坚定得更早。袁枚在科场、官场，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追求科名，与众多的人目的不一样。别人求科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求官。而袁枚则不然。他在《与姚补之秀才第二书》中很鲜明地说到他对待科名的态度：
无科名，则不能登朝；不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磋而*见；不出仕，则不能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藏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
通俗一点说，袁枚的求科名是为了求得一种资格，求得一种社会认同，他迷恋滚滚红尘，他最爱的是交海内英豪，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一个志只在山川、物产、英豪的人，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
只是袁枚不想做一个伯夷、叔齐式的“传统”隐者，不愿做一个没有科名，不被官方认可的民间文人。
袁枚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在整个封建社会，哪一个留传下来了的文人不跟帝王或主流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在野”的柳永，天天与歌妓为伍，看似没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但他这是官场失意后的纵情，况且他的填词也属于“奉旨填词”，这样才能“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如果其填词不是“奉旨”而为，没有这个主流社会的源头，其词再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传播力量。
柳永纵情声色，是官场失意后的放纵。是心在官场，身在情场。袁枚与他正好相反。
曹雪芹的父辈与祖辈都与皇帝有关系，而且很亲密的关系。但曹雪芹十三岁时被抄家后，离开了主流社会，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因而，他虽然写了伟大的《红楼梦》，他的一生经历也没能得到记载留传下来，以致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迷团。
袁枚与曹雪芹是同年所生，袁枚的高明就在于，他离开了官场却享有比在官场时更多的资源，而又没有在官时的俗务之累。翰林的出身却让他拥有顶级的官场尊荣和优裕。
袁枚的隐逸，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的过程。官场的杂事和礼节，他通过辞官一减了之。而身在官场的方便和尊荣，他倚靠自己的资历、人脉，通过大设文宴，通过刊刻自己的著作和《随园诗话》，通过游历山河、交谊有力之士等不断获得。袁枚的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他靠奋斗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明星。以致所到之处，围观的人群把桥都踩塌了！
袁枚的一生积极进取，决不迂阔呆板。他与现实生活保持着零距离的关系。他的隐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艺术。他的“大隐隐于市”的思想和做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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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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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多以隐者为高洁。然而真正的隐者又有几个？屈指数来，还真不多，仅四人而己。
“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叔齐弟兄俩算是最早的隐士，他们的父亲孤竹国国君欲以其三子叔齐为继承人，而叔齐偏要将位让给大哥伯夷。让来让去，两人都不即位，于是一同逃往西岐。
古人为了一个帝位，父子相残，兄弟互杀实乃常事。而这两位仁君却是真的不想当国君，想隐入山林。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他们是不是也隐得迂阔了一点？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这一让，不就等于置国家责任于不顾？此种隐法，虽其德可钦，而其行却未必可嘉。可不是吗？后来整个商的国土（当然包括商的封国孤竹国）都被姜子牙带着周文王占领了，若不是姜子牙看出这两人是义士，他们俩兄弟就都会殒命于乱刀之下。而天下宗周之后，这两兄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上。
真的隐士，其节令人感动的同时，我还是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批评二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把某种德行推崇、实践到极致的作法，在生活中是行不通，也没法学的。甚至是荒谬或者迂阔的。这也注定了真的隐士是极少的，少到只有“标本”。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也许你会问：难道陶渊明不算真正的隐士？
陶渊时算是继伯夷、叔齐之后的真正的隐士。然而，陶渊明的隐居理想也不是很早就有，或一以贯之的。跟所有读书人一样，陶渊明也曾经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出仕多年，功业不成，二十九岁时第一次隐居，那时隐居是当中小地主，日子过得不错。在年过不惑、为母丁忧三年期满之后，他怀着“四十不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
出仕多年，陶渊明没有为五斗米折过腰吗？这肯定不太现实。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腰屈辱积累之后，那种折腰的屈辱实在令他无法再忍受。终于在彭泽县令任上，他被要求折腰迎接上司时，这次要求就成了压垮他忍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毅然挂冠，赋《归去来兮》，潇洒而去。这一次，他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惑”。这“不惑”和坚定之中，有他闲居多年对田园生活的真正的热爱。也只有到了这时，他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隐者。
历朝历代隐士聚居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了。但终南山这个地方假隐士居多，更多人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当隐士，而是借隐居抬高自己的身份，标榜自己的清高，以此等待官府或朝廷的启用。隐，不是这些隐士的目的，反倒是他们求官的捷径。所以人们又称其为“终南捷径”。
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有假隐士才能建功立业。
“大隐隐于市”的袁枚
一直生活在闹市中的清朝乾嘉时期的袁枚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世人没有谁说袁枚是隐士，只因为袁枚“隐居”的艺术性太高。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他乐于隐，隐且快乐着，隐且潇洒着，隐且滋润着。
也许你会问，隐居还要艺术性吗？当然是要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有高超的艺术性隐含其间。
且看袁枚隐逸的艺术性何在。
袁枚第一次辞官后，并没有隐居到山野里去。而是在在辞官前就在他为官的南京江宁这个富庶之地买下一所旧的别墅加以改造、扩建，建成了一座私家园林别墅——随园。
袁枚将其作为日后隐居之地。这也可见袁枚身在官场，心在民间。
第二次辞官之后，袁枚就隐居在这座随园，对其进行一建三改，六次写《随园记》。随园豪华舒适到什么程度？两江总督尹继善想用来作为给皇帝接驾的行宫。由此其舒适豪华的程度可见一斑。只是袁枚不愿意这么做。
袁枚一改隐居必到山野的“传统”，就“隐居”在这样一个地方，江南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南京更是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是江南乡试、皇帝南巡召见的重要场所。袁枚置身其间，优势显而易见。
这里还是秦淮风月之地，富庶繁华，有着浓郁的江南商业氛围、世俗风情。袁枚自然也要受到感染。其实，袁枚就喜欢这些。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完全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模式，独立在既有的人生观和士的观念之外，带有浓郁的商业性和世俗特点。他既保持个体独立，却又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特别是与文官阶层保持密切的往来。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和布衣，于世情多了一份通达与圆融，也不追求“致君尧舜上”的抱负理想，于*多了一份清醒与独立。
袁枚经常在随园举行大规模的文宴，最初的到访者多是现职*、举子、文士，到后来发展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以至凡过南京者必到随园，以到此一游，与袁枚有一面之缘或一饭之缘为荣。来访者的多样性与流动性，对扩大袁枚的影响极其有利。袁枚一边结交有力者以求支持，一边发现真正的文士加以提携。
而对于为官的那些琐事、俗事，他早已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不留恋。
一个彻底摒弃了为官之念的人，一个完全纵情于世俗生活中的人，难道不算是真正的隐士？
陶渊明和袁枚都是四十岁前后决定隐居。但袁枚比陶渊明醒悟得更早、坚定得更早。袁枚在科场、官场，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追求科名，与众多的人目的不一样。别人求科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求官。而袁枚则不然。他在《与姚补之秀才第二书》中很鲜明地说到他对待科名的态度：
无科名，则不能登朝；不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磋而*见；不出仕，则不能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藏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
通俗一点说，袁枚的求科名是为了求得一种资格，求得一种社会认同，他迷恋滚滚红尘，他最爱的是交海内英豪，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一个志只在山川、物产、英豪的人，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
只是袁枚不想做一个伯夷、叔齐式的“传统”隐者，不愿做一个没有科名，不被官方认可的民间文人。
袁枚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在整个封建社会，哪一个留传下来了的文人不跟帝王或主流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在野”的柳永，天天与歌妓为伍，看似没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但他这是官场失意后的纵情，况且他的填词也属于“奉旨填词”，这样才能“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如果其填词不是“奉旨”而为，没有这个主流社会的源头，其词再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传播力量。
柳永纵情声色，是官场失意后的放纵。是心在官场，身在情场。袁枚与他正好相反。
曹雪芹的父辈与祖辈都与皇帝有关系，而且很亲密的关系。但曹雪芹十三岁时被抄家后，离开了主流社会，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因而，他虽然写了伟大的《红楼梦》，他的一生经历也没能得到记载留传下来，以致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迷团。
袁枚与曹雪芹是同年所生，袁枚的高明就在于，他离开了官场却享有比在官场时更多的资源，而又没有在官时的俗务之累。翰林的出身却让他拥有顶级的官场尊荣和优裕。
袁枚的隐逸，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的过程。官场的杂事和礼节，他通过辞官一减了之。而身在官场的方便和尊荣，他倚靠自己的资历、人脉，通过大设文宴，通过刊刻自己的著作和《随园诗话》，通过游历山河、交谊有力之士等不断获得。袁枚的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他靠奋斗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明星。以致所到之处，围观的人群把桥都踩塌了！
袁枚的一生积极进取，决不迂阔呆板。他与现实生活保持着零距离的关系。他的隐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艺术。他的“大隐隐于市”的思想和做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当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