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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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6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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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09 20:12
这一畸形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脱节：
就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脱节。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封建主义在发展中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因素，这些萌芽和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封建主义的否定力量，而当这些否定力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作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必将从封建主义废墟上站立起来，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中国封建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自控能力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很难成长，而近代中国大地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西方输入的结果。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由于是外在强加的结果，因而与传统的中国封建主义便不具有生成的联结关系。这种非生成的联结关系，不具备内在的否定性质，却具有外在的对立性质。这种外在的对立性质使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脱离，一方面由于自身内部缺乏决定性否定力量从而封建主义以其顽固性质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妄图使中国历史停滞在中世纪的基地上：另方面又因为资本主义在本土上缺少雄厚的基础从而使其发展飘忽在封建主义烟雾之上。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而脱节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畸形态。这种畸形就是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作为主体的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为其特征的。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 生产方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这一经济形态的十分重要的内在因素，它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所以。能否彻底改变这一狭隘生产方式是关于中国社会完成近代历史突破的大课题。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里。形成了如此分离的两种态势：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分散，个体的经济。它虽然分散、落后。但却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上面则是强大而集中的垄断资本。它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但却带上掠夺的性质。这表明，两者的脱节不但表示了历史的中断性和逻辑上的矛盾性，而且还包含了强烈的*意味，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起来。
这种畸形的另一特征就是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脱节。由于小农经济基础与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导致了作为小农经济基础的农村与作为垄断资本的城市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表现为随着城市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从而成为农村的一种对立力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是：城市与农村都维系在自然经济这一古老的轨道之中，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又加之中国深厚的*集权的*传统，所以，与欧洲有着独立经济意义的城市不同，中国城市一开始就成为*与军事的集中地，却是经济发展的赘疣。由于西方打开清帝国大门首先通过打开通商口岸，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便成为西方输入其垄断资本生产方式的前进基地。于是，在辽阔的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而这些城市却走上了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另一极。并且由于城市的商品化也日趋迅速地促使着农村经济的分解，但这个现状毕竟是由于第三者插入导致的结果而并非其自身历史逻辑的必然，所以，城市与农村，显示出关系的不协调。
资本主义各因素与固有的自然经济各因素相互脱节着、对立着但又相互渗透着、影响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方向，所以这种格局总是朝着靠近资本主义的目标运动着，只是基于传统封建主义的历史力量，使这个资本主义的目标始终不能达到。这些使中国封建半亟民地的畴形结构内部诸因素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颇为独特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被分解．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布”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油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第20页。）。这一关于外资入侵招致中国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分析当是可信的。伴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衰落，农业也表现为商业性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的商品率大大提高，棉花、蚕桑、茶叶、粟及各种粮食作物开始与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密切联系。自然经济解体的直接结果是给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则是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成千上万破产手工业者和离开土地的农民涌上劳动力市场寻找谋生出路，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内的分解和原是封建生产者与其生产方式的分离都猛烈地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本身，促使其解体。但是，由于这种分解与分离的过程都是以洋货倾销和洋人入侵为背景的，所以必然受到人们的抗拒和传统的抵触，历时百年的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始终没能走完，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失去封建的性质。
其次，是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却备受波折，同样走着时起时伏的艰难路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另方面是来自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双重压制下，其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艰辛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呼应，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也严重地阻塞、妨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最突出的表现在清朝*对待民族工业的*、法令和制度中。清朝当局不但不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却反过来极力地压制和*它，“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第19页。）。“商之视官，政猛如虎”（《奏复请讲求商各析》。转引自《戊戍变法资料》二册，第899页。）。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就逃不出了常关厘卡的枷锁。邹容曾揭露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这就说明，不仅清朝*利用种种名目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和*，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而且封建主义作为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又那么顽固地保护着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
再次，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之软弱抵制面前长驶直入，一方面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另方面阻碍排挤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但于西方对中国进行掠夺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也就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并且具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当西方以其垄断的资本方式作用中国之际，其结果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表现为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勾连，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里占主导地位。
西方垄断资本家阶级以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入侵中国，通过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而直接利用中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贷款控制中国金融财政；通过控制海关、贸易和交通而扼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营方式在中国开办企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其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中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从而*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截止1936年，日、美、英、法四国垄断中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煤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布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四，卷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1894年至1987年，外国投资中借款不超过十七亿美元，但汇回本国利润和借款本息达三十四亿美元。西方垄断资本以其先进生产方式装备了买办阶级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自身经济利益面临崩溃和灾难，但却提醒了中国*，如果想不被吃掉，就得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从洋务始，由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得到发展，从李鸿章创建官办企业始，经北洋*经营官办银行和工矿企业，到*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发展进到顶峰期。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交通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官僚资本在后期接收日伪财产和德意在华的投资面迅速壮大。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直接受*掌握，*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它不像民族个体资本那样孤立无援四处碰壁，而是以国家暴力和*为后盾，拥有独得的发展条件，这种超经济垄断是受帝国主义控制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但由于这种经济与帝国主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受其操纵，所以，在占有和侵吞中国各族的人民利益中，又结成了反动同盟。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的更为深刻的根源。
由于资本主义入侵所具有的强加和侵略性质以及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具有的顽强性质，封建主义被代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的成长却又不能顺理成章地展开进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不能不受到正义的反抗，所有的因素都更加活跃了、发展了。要么西方资本主义吃掉中国自然经济，使中国成为彻底的殖民地；要么封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使中国也进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无论如何，这种半封建半殖地的社会形态是不能长久的，它的暂时性已被社会矛盾本身揭露出来了。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必然以崭新的姿态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