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甲骨文、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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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9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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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8:08
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上古文字,商代时最盛,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
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周代时最盛,是甲骨文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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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8:09
具体的:
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
它们经过几千年的沉睡,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发现地是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是当年殷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龙骨,用来当药材治病。翌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商人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带回去研究。后来,刘鄂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块。于是,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
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 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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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8:09
多友鼎
铭文释读
*,因猃狁炽盛,深入京师寇掠,告于王追捕,命武公,派出智勇义士,在京师进行追击,武公命众友士,率公戎车在京师进行追击。癸未日,敌攻入笋区,囚俘被换衣,众友西追,甲申日早上,搏击于邾地,众友大有斩获,以公戎车杀敌二百几十五人,抓敌二十三人,缴获兵车一百十七辆,换回笋人俘囚衣。又搏击于龚地,杀敌三十六人,活捉三人,俘车十辆跟随到来,追击于枼地,众友又大有斩获,乃紧追至杨冢,公戎车杀敌一百十五人,抓三人,唯俘车不能攻下,遂用衣焚火,对马驱赶,使伤痛不堪,夺回京师俘虏。众友乃把囚俘、敌断耳、战俘呈交给武公,武公呈献给王,对武公说,你已安定了京师,赏赐你,赐你田地。丁酉日,武公在献宫,于是令向甫招请,众友来到献宫,武公面对众友说,我派遣尔等,无不当仁不让,克敌制胜且大有擒获,尔等安定了京师,赐尔等圭瓒一把、精美䥬钟一套、青色铁色吉铜一千二百斤,众友齐声欢呼,颂扬铭记武公大义,用吉铜冶作宝鼎,于朋于友共用,并望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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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8:10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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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编辑本段【甲骨文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编辑本段【甲骨文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
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编辑本段【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书法
安阳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编辑本段【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编辑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 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参考资料:百科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