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阿里斯托芬的剧本,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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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9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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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8:37
之所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阿里斯托芬的剧本，提供了素材。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大量的演说辞，反映了当时口述流行的文化局面。贴近现实、反映日常生活的喜剧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在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中，雅典的文化中心正在由“乐府”转向市场和澡堂，从追求身体健美、节制*的阳光生活转向脸色苍白、口若悬河、放荡轻薄的夜生活。
而“逞口舌之利”，讼师横行，似乎是导致人心不古的罪魁祸首。无论其效果是积极抑或消极，希腊公共文化与演说似乎互为表里。在希腊语中，*家的本义就是“演说”，意指靠说服才能成为*家。
据亚里士多德总结，古代希腊的演说包括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其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包括赋税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法庭演说意在控告或辩护，目的在于说明公正或不公正；展示性演说意在赞颂或谴责，目的在于指出高尚或丑恶。
它们都得通过使用例证或推理论证来进行说服。演说成功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演说者的品格，引导听众处于某种心境和借助于论证。演说旨在通过陈述和证明打动听众，使得他们赞同演说者的主张。
希罗多德收集各地的故事，故事中的当事人也有讲话。这些讲话中也有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如大流士上台之前波斯贵族关于未来波斯政体的讨论，但这些讲话并不具备希腊演说那样的程式和内涵。真正体现雅典演说文化对于历史学的深刻影响的例子，来自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这部历史作品包括叙事和演说两个部分。演说几乎全部用来表达行为者对于*、军事、外交的谋划，如同实际*生活中的演说一样。历史人物运用它们为自己的*策略和谋划进行劝说，对读者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在写作过程中，修昔底德大体先进行叙事，在需要演说的地方插入演说的大意以及演说效果。在叙事完结之后，作者再编撰演说，取代原来概括演说大意的叙述性文字。第八卷缺乏演说，正好反映了这一写作原则。
在撰写演说的时候，修昔底德恪守演说的规则。他在第一卷中说：“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说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就是按照演说规则来构思演说。而保持所讲的话的大意，则是历史写作中的求真。修昔底德将历史与修辞紧密结合，利用历史说服读者。他的许多演说辞广为传诵，他也被公认为大演说家，是西塞罗修辞学作品中经常会提到的人物。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说明“言”与“事”共同组成了历史叙述这辆大车的两个车轮。事为经，言属纬，言依附于事，也深化史家对事的描述。“言”作为史家思想的直接产物，与事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历史大事作为实际发生，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不能胡编乱造；但是“言”则难于记忆，不易被听众记住，使得作者的处理可以更加自由。
而且作为演说的言，其功能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服听众，史书中的“言”在历史记忆之外，还兼备两个功能：一方面使得作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强化史学的实用性；另一方面，“言”也可以有相当的哲学思辨性，依据某些逻辑推理的原则，针对人性进行说服推理，进行带有普遍性的思考。“事”则主要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在特定人物参与之下发生的特定史事，指向个别性。
“言”与“事”的结合，最能体现史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也就是通过具体史事的讲述，思考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乃至规律。如同修昔底德所言的：“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
修昔底德能够如此借鉴演说入史作，体现了其背后由雅典哲学提供的新的真实观。这种真实观使得“如实”，即“实际发生的真实”之外，还有一种“逻辑的真实”，即“可能发生的真实”或者“真理”。当希腊智者们追求知识、说服他人的时候，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真实脱离了存在的束缚，进入到思想的殿堂。在演说中，“如实”的真实并不受到特别尊重，“逻辑的真实”即自圆其说更有吸引力。各种“智慧的赝品”在流行。
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他提出智慧是为了探索“本性”，为获得“至善”和真理，从而了解世界的奥秘。在他看来，真实源自于“神启”，爱智者通过辩证法而近神，从而获得真理和永恒性。
苏格拉底一方面解放了现实幻象对真实的束缚，将真实从朴素的“如实”变成一个可以思辨，不断进行新认识的抽象范畴。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他为真实提供的判断标准却是“可能性”，而非“实际上”。因此，在他看来，史诗似乎要比历史叙事更加真实一些。“诗人们吟诵的时候也要有神灵的激励才有灵感，凭着神灵的恩典和缪斯们的帮助，他们往往也会道出真实的历史事实。”
修昔底德无疑受到了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他对如何获得历史真实做了深入的探索。希罗多德相信所见，探寻历史纪念物背后的历史发生。修昔底德则更进一步，他的“所见”不再局限于历史遗留物，而是更多地指向“目击者”。他在第一卷开篇说道：“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证人向我提供的材料。”
但是，“亲眼目睹”并非等同于真实，相反，修昔底德认为记忆本身并不可靠，目击者的叙事又包含主观的成分，因此，真实需要“费尽心力”去考核。他在上述著名的关于其撰史方法的段落中还说道：“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
因此，修昔底德的真实，并不限于“如实”，还包括经过主观评判、经过思想检验之后的“真实”，即足以说服读者，引起读者共鸣的真实叙述，或者说真理性表述。其根本前提和最终目的是对“人性”的研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他既不像哲学家们那样迷恋主观的“可能的真实性”或“绝对的真实性”，即“逻辑真实性”，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如实”，而是折中于二者之间，调和了“历史发生”与“人性”，通过记述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导读者思考抽象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