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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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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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4 20:36
代表作品: 《离*》、《九歌》、《九章》、《天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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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4 20:36
《天问》,《离*》,《九章》,《九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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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4 20:37
离*,天问,九歌,九章,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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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4 20:37
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希望学者、读书人、采用者可以尊重知识产权。敬请记住,作者是我稔山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古祯州之荣超大帝国。
(一)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二十五篇”问题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两处提到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一处是《楚辞章句·离*后叙》:
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上以讽谏,下以*。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
另一处是《楚辞章句·天问后叙》:
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
显然,王逸明白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
今本《楚辞章句》的《离*》、《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序都说该作品是“屈原之所作也”。《大招序》则说: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己之志也。
再对比《惜誓序》所说的: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显然,王逸在《大招序》中虽然说“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但是他毕竟是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该序即是从认为屈原作《大招》以自招其魂的角度立说。那么,由今本《楚辞章句》来看,《离*》、《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六篇,《九章》是九篇,再加上《九歌》十一篇,则总共二十六篇。这与王逸在《楚辞章句·离*后叙》和《天问后叙》都说的“二十五篇”不符。
根据我稔山人的论文《九歌篇目考证》对九歌篇目问题的考证,原本《九歌》只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以及一个没有篇名的乱辞,而不包括《国殇》。则《九歌》就是九篇。并且,《国殇》是一篇。《国殇》也是屈原的作品,它应该是在唐末五代时期窜入了《九歌》。今本《礼魂》的篇名“礼魂”二字,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由在文本的开头讹误成了篇名。那么,王逸所见到的屈原的作品,就是《离*》、《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国殇》,总共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离*后叙》、《天问后叙》所说的相符。
王逸《楚辞章句》根据刘向、歆父子所编订的《楚辞》,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所以《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以及具体何所指应当与王逸的说法具有一致性。
(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
《离*》《九歌》《国殇》《天问》等无疑义。《招魂》则是屈原作品,分析随后附上。《渔父》、《卜居》难以定论。《九章》当中可能有伪作,现在没空,容后待考。《远游》《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远游》模仿《离*》,《大招》模仿《招魂》。
关于《招魂》与《大招》的作者问题
——《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不是宋玉
一、《大招》原来的篇名也是《招魂》。绝对没有用“大招”作题目的道理。《李善注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注:“《楚辞·小招魂》。”皮日休《反招魂·序》:“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洪兴祖《楚辞补注》:“李善以《招魂》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所以说有两篇《招魂》。汉代人为区分两篇《招魂》,把其中一篇称为《大招》。这种情况类似于《诗经·郑风·叔于田》与《大叔于田》,以及《诗经·小雅·小明》与《大雅·大明》。
二、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由此可知汉代人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并且把其中一篇他们认为是屈原写作的《招魂》称为《大招》。(也可以这样说:之所以称《大招》为“大”,是因为汉代人认为该篇是屈原的作品。)
三、但其实原先只有一篇《招魂》,即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大招》则是汉代人模仿《招魂》的作品。《大招》语句中有“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投诗赋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三公穆穆”、“立九卿只”。(1)《汉书·礼乐志》:“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艺文志》:“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并言代秦郑卫楚赵各地的音乐歌谣,是汉代一统以后的情况。(2)诗与赋在先秦时似乎没有并称的。(3)《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这些都是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古史。这两句话反映的是西汉前期人们的地理认识情况。《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可见,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统一中国后两年)中国领土最南边也只到北户,还没到交阯。交阯是南越国的领土,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国先后两次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交阯纳入中国的版图则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南越国之后。(4)三公九卿制是秦汉的制度,不是先秦时的楚国的制度。所以《大招》是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的汉代人的拟*之作。
四、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的话,可证明屈原写作了《招魂》(即《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全段:“太史公曰:余读《离*》、《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虽然“余读《离*》、《天问》、《招魂》、《哀郢》”这句话并没有在《离*》之前明说屈原,但后面“读《服鸟赋》”这句话也没有在《服鸟赋》之前明说贾谊。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前文中已明确说了贾谊写了《服鸟赋》,同样的,司马迁在前文中也已明确说了屈原写了《离*》,所以在这句话中的《离*》之前就省称屈原,并且在《离*》之后,连带提到《天问》、《招魂》、《哀郢》。(2)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孟子荀卿列传》这一篇同一时期的多个人物的合传之外,其他的关于文人学士、诸子百家的传记,如果提到书籍的话,只可能提到传主(或托名传主)的著作或编著,以及传主前代的书籍,而绝没有提及传主同时人或后世人的著作。这是《史记》的一个通例。如《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吕不韦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当不会是例外。(3)《管晏列传》赞:“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前称管仲的著作(托名),后称晏子的著作(托名)。《孙子吴起列传》赞:“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前称孙武的著作,后称吴起的著作。《管晏列传》是管仲、晏子两个人物的合传。《孙子吴起列传》是孙武、孙膑、吴起三个人物的合传。《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物的合传。以此例之,《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前称的即是屈原的著作,后称的是贾谊的著作。由此可判定,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即是说屈原写作了一篇《招魂》。而且,“悲其志”三个字很关键,是说《招魂》使人读了有“悲其志”之感,由此可判定司马迁所说的《招魂》是指《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而不是《大招》。
五、由汉代人,如司马迁、王逸,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以及《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而司马迁的说法在他之前必有所传承,即是说在《大招》这篇仿作问世之前必有人肯定屈原写作了《招魂》,可推知屈原的《招魂》只能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
六、汉代人之所以误认标记为《大招》的一篇《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是因为汉代人以经释*的思维,认为《招魂》的内容风格严重不符合儒家诗教,而《大招》还没那么严重,再对比宋玉赋,故误认是宋玉作。(以作者风格论作品著作权归属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作家可以有多样的风格。如屈原完全可能写出《招魂》这样风格的作品。)《大招》的作者之所以“或曰景差”,恐怕是在儒家诗教下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的作品。
七、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其魂”,此说望文生义,由此可知《大招》的定名在王逸之前,由刘向、歆父子定名的可能性较大。由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只是称屈原的《招魂》为《招魂》,可知在司马迁的时代纵使有《大招》这篇仿作,但也没有《大招》的定名。否则,称《大招》为“大”,即是认为它是屈原所作的《招魂》,司马迁称屈原的《招魂》就不能只是称作《招魂》,而应该称作《大招》。所以,《大招》的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
八、《汉书·艺文志》所本是刘歆的《七略》,《七略》所本是刘向的《别录》。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以刘向、歆父子编订的《楚辞》为底本。《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当同所指。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即使在刘氏父子看来,《大招》也只能是屈原作,而不能是景差作,以符《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之数。况且《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景差赋。
综上可以列出这样一个脉络:屈原作《招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提到屈原的《招魂》——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有人模仿屈原的《招魂》写作了另一篇《招魂》——儒家诗教下,汉代人误认仿作的《招魂》是屈原作,屈原的《招魂》是宋玉作——为区分两篇《招魂》,把仿作标为《大招》,这个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很可能是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时所为,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因儒家诗教,更有甚者,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作,而认是景差作,但刘向、歆父子不可能认为是景差作,因为本于《别录》、《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景差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