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有哪些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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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3-02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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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3-02 17:11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发现了许多器物坑,埋藏着大量奇异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认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号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号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湾器物坑出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骈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盐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种类繁多,但就其性质而言大都与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主要是成组成批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祭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各种按真*小用写实手法制造的青铜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数十件人头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们可能是参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师、首领乃至国王。神像类包括各种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如宽达1、38米的突目大面具、成对的勾云饰突目面具、数十件可悬挂的半圆形面具、以及人面像、兽面具等,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树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达4米,上面有鸟、龙、仙果等神物;神坛数件,有的用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完整的祭祀场面,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观念。动物造型种类繁多,形态生动,有的做*首鸟身等形式,主要有鸟、鱼、蛇、虎、龙、凤等。礼器类包括以尊、垒为主体的青铜礼器和以玉璋、玉璧为主体的玉石礼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瓮、盘、盏、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贝等物品
这些器物都蕴含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和意识观念,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始宗教体系。这种原始宗教是以万物有灵的灵神崇拜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对氏族标志物的图腾崇拜、对始祖先辈的祖先崇拜等方面或阶段。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这种原始宗教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内涵,并且通过具体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来。其中主要有以“神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对天然物体的“自然崇拜”观念;以“鱼、鸟”崇拜为突出特征的“图腾崇拜”习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等等;并且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巫祭是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和组织者。“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成为了这种宗教构架的生动写照。
三星堆遗址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民族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己包含有许多远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垒等青铜礼器和璋、璧、戈、圭等玉石礼器群),良渚文化(玉锥型器及琮、璧等礼器)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与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文明有关,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树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经鉴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及其沿海地区。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从总体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发展起来的,而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大促进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己经成为了一个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才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三星堆文明。
二、神奇的造型艺术杰作。
三星堆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大批造型艺术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烈的感染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篇章。
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神树和各种动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铜立人像,人体身高1、7米,比例匀称,端庄严肃,身披法衣,站于祭台之上,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国王。这是一件写实主义的园雕精品,己具有高座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通宽1、38米的大型铜面具,则用变形夸张的手法,使五官特别是眼睛极度突出,表现了它作为神像的特有气质,是一件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高达4米的神树,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单体青铜器之一,而且用飘摆的枝叶、骄健的巨龙、欲飞的神鸟、鲜熟的果实等奇物加以装饰,突出了该树作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动物的造型神态各异,而且都充满了灵气,其中有一件雄鸡昂首长鸣,形态极其生动优美。
从雕塑的种类来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片状挂饰等种,还有线刻、透雕、装饰附件等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立人像、人头像、铜树等是圆雕作品的代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瞻。人面具是一种半圆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悬挂起来,供人们从宽阔 的视角进行膜拜。兽面具和眼形饰件等浅浮雕是装在平面上的艺术品,有单方面的视觉效果。牌饰、鱼形挂饰等是悬挂在器物上的片状作品。玉边璋上的祭山图是线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玉璋顶端的小鸟则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的。三星堆时期的造型艺术手法己经达到 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星堆艺术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是贡献给神的圣洁之物,用以表达对神的信仰与崇敬,因而蕴含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极其生动而怪异。前面讲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有表现巫师祭司的一百多件雕像和线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装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别放置于广场或厅堂、神树、神殿、祭山仪式等特定的环境之中,既反映出他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和职能,又表现了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巫师或酋长,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象资料。用于表现神像崇拜的大型面具和眼形饰件,则被制作成个体巨大、眼睛夸张、神态庄重,上百件一起被组装悬挂起来,形成强烈的宗教气氛。他们通过“眼睛崇拜”表现了对以“纵目”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形象崇拜;而这种巨眼高悬的神像,有可能还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据。作为主要表现氏族部落图腾的数十种动物雕像,分别代表了参加祭祀活动的众多民族集团。当时的人们还能通过一些具体化的物体来表示地下、人间、天上等宇宙观念,并且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现“三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对天地人神的崇拜。通过高大的树木和鲜活的鸟兽、奇异的饰件,又表现出神树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内涵,使其在祭祀仪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还能用构图复杂的组画,表现“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动场面。
总之,注重人像动物形体的塑造,用优美生动的造型艺术作品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些艺术品之中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们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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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3-02 18:29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特别在陶器文化层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
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考古学家们探索。